林彪对孙维世说：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裡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裡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麼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麼多人，咱们怎麼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中国共產党革命委员会』……”。
　　我看他好像什麼都知道，就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叁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麼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上海剧团、蓝苹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州留学时就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叁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叁结义。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到“上海业餘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裡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当时,赵丹和蓝苹刚刚窜红。蓝苹因在剧团裡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就无理取闹;同时她一会和影评家唐訥恋爱、结婚，一会又甩掉唐訥，害得唐訥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裡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蓝苹寂寞的时候，找小李琳聊天，没想到小李琳也应付了两句，就藉故离开。这大明星可动了肝火：连这小孩子居然也敢冷落我。
　　后来有人说：江青有“记仇特异功能”。叁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她的记性实在好。
　　孙维世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去延安抗大党校读书，当年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了眾矢之的，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她俩在延安成了最亮丽的两朵花。
　　延安“大小姐”
　　一九叁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由於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了一个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叫江青的绰号：“二姨太太”，叫孙维世的绰号：“大小姐”。
　　当时抗大校长林彪就非常喜欢孙维世，只是她年纪太小，她只是觉得这是长者的关怀。而且，她心中只有“周爸爸”一个人的身影。
　　孙维世一休息就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
　　当时在延安，“革命”就意味着破坏旧制度，和旧习俗彻底决裂。所以在男女交往方面空前地开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对延安流行的“杯水主义”大为感慨，中国妇女性观念解放的速度使她震惊。
　　邓颖超主动提出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最好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乾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叁八年，孙维世入党。很自然地作为周的女儿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繫，朱德为让兄弟在天之灵安心，把孙维世的哥哥孙泱调来做自己的秘书。连毛泽东都很喜欢孙维世，似乎也当成自己的女儿。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莫斯科、林彪
　　一九叁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準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孙维世转头上马，去找毛泽东。周恩来的飞机準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裡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諭。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一九叁八叁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又能好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是林彪，他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给大家做报告。
　　林彪一来就坐在孙维世旁边，他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战斗故事，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后来大家再请，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据说有一天，在白樺树林裡，林彪向孙维世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表白心跡，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你不必急於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二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孙维世说：是毛主席、周恩来送我来上学的，我还得在这裡学四年，现在半途而废算怎麼回事，现在我不想别的，就想继续学习。
　　林彪说：好吧，我先回去了，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同时回来的有李立叁的夫人李莎和林伯渠的女儿林莉，到了哈尔滨，孙维世自然住在南岗的李立叁家。她听说林彪就住在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言，他一九四叁年就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
　　在北京，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孙维世都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个茬儿。於是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僕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克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都称讚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戏子金山
　　孙维世在苏联上学太久，学糊涂了，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制，几乎完全不明白，因为在她的眼裡，只有一个“戏子”金山──
　　金山十几岁就混跡於上海十里洋场，虽然没条件读书，可是聪明过人。照样学样，在蓝衣剧社混上个跑堂演员，可是人高马大、漂亮，富於激情，头脑灵活，口齿便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是典型成功的都市边缘人。
　　他几乎同时参加上海最有势力的两大帮派：青红帮和共產党。上海青红帮老大杜月笙认他为义子，共產党也需要这样能“混”的人，一九叁二年就发展他入党。
　　金山入党后，党内情报首脑李克农要他一定维持好和杜月笙的关係，因为蒋介石对杜月笙一直都毕恭毕敬。
　　田汉、阳翰生策划、夏衍编剧的《赛金花》，洪琛导演，金山演李鸿章，王莹演赛金花，蓝苹只能演小妓女。这戏一炮而红，从上海演到南京，场场爆满。金山成为当时的“话剧皇帝”。
　　金山的感情模式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第一个有记录的女朋友易小姐，似乎是邻居;第一任太太王莹是和他同一剧团的女一号。现在他又自然地和张瑞芳坠入情网……他们闪电结婚。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那天，院长廖承志向大家说：“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位副院长，就是共產党的大特务金山。”
　　廖承志这麼一说，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山是隐藏了十七年的共產党员，金山顿时身价百倍，成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实际领导人。这是金山名利双收，一生中春风得意的最高点。后来张治中见到他笑着说:“金山，你真是个好演员。”　
　　北京青年宫婚礼
　　如今排练《保尔‧科察金》，孙维世是总导演，金山是演员。金山深知一个艺术家没有作品等於零，他一进剧组非常敬业，认真排戏，琢磨角色，服从导演。这部戏是孙维世的处女，作一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导演这些大牌名星，真是麻秸桿打狼----两头害怕。经过共同的努力，认真的磨合，磨出了一台又大又洋的好戏。
　　现在人们都不太清楚，这磨合的过程中的细节，没有人会去弄清。总之，戏排好了，轰动北京;金山又离婚了，也轰动北京。
　　五零年八月八号，孙维世买了红玫瑰、蛋糕、蜡烛，跑到中南海西花厅，趁周恩来夫妇没有回来之前，自作主张佈置了一番。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回来莫名其妙，孙维世才说：“今天是你们的银婚纪念日!”周恩来夫妇大为感动，可同时也知道她必有所求。
　　原来，周恩来坚决反对孙维世想和金山结婚的事。他倒不是不喜欢金山这个人，可是他知道金山风流成性，孙维世跟他会吃苦。再说，她的条件在中国当时应该是第一号种子，嫁给金山就委屈了。
　　这时候，周终於明白刀山火海也拦不住孙维世。这是孙维世第一个非嫁不可的人。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号，北京青年宫张灯结綵，金山和孙维世身着礼服在门口迎客，北京的各界名流纷纷来贺。赵丹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同时，张瑞芳却飞向上海，离开这伤心之地。
　　当邓颖超出现的时候，孙维世很激动，也很失望。邓颖超解释说：总理今天有重要会议，实在不能脱身。其实谁都明白，周恩来是不会来的。
　　总理真是洞若观火，还有些幽默感，带来的结婚礼物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邓颖超拿出一个薄薄的小包，让新婚夫妻一块打开。周围亲近的朋友都在静静围观，原来竟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金山一看，就尷尬的笑了。
　　大家都明白这是观音菩萨给混世魔王上个紧箍……。
　　正在这时候，出乎眾人意料之外，来了叁辆汽车。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訥四个孩子来了。
　　许多导演和演员都是她当年的朋友或同事，可江青目不斜视，只和邓颖超打个招呼，然后跑去祝贺新人。好像其它人她都不认得。那时，她还没什麼权力，只是摆着第一夫人的架子，於是大家也假装不认识她。孩子们在中南海憋得够呛，哪儿见过这麼热闹的晚会，很快就溶入欢乐的人群。只有江青继续独自坐在沙发上冷落别人，自然被眾人冷落。
　　江青临走才拿出礼物，是一副很讲究的鉤花被套。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眾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
　　某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鐘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裡怎麼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
　　江青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齣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我準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準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佔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牒，她说：“你导了那麼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復了。
　　总理签字批捕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物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裡。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裡，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乾女儿反对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维世关在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被定为"关死对像"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裡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暱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讚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桿”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瞭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偽士”，并被定为“关死对像”，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於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採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当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江青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迫害。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看守所裡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麼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髮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銬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叁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跡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麼将可能动摇中国共產党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亡妻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偿。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週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