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客车吴司机尽责停车救乘客的事迹上报後，引起了全城送一人的公共精神的呼叫的复兴。中国媒体出现了两种异议：《环球时报》那篇《重建良善社会，得靠底层平民》认为：“有人将良善社会重建的重任寄予我们的知识阶层，但笔者不敢苟同……现代国家建立之後，知识阶层容易成为权力附庸、市场奴仆……我们应把希望寄托於普通公众，把更多的精力、热情投放在基层。我们重塑中国地方，应该从中国的传统之中汲取养分，培养公共精神。”
　　《新闻联播》将吴斌与“最美教师”张丽莉同作正面典型的编辑手法还是遭遇了“有罪推定”。在赞赏平民英雄的同时，那些异议者更警惕於公权力“有意拔高”、“上纲上线”。
　　可以看出，两派的“公共精神”大相迳庭。官方喻於底层的良善，异议者喻於上层的公权素质。用胡锡进总编的公共精神的概念就是“革命的回摆”，摆向底层民众。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在良民中。他明示文明不是物资财富而是造就的男女。中国人的精神核心就是循规道矩。这就是良民的精神。这种精神中国传统二千余年，孔子认为不必再教而应“小人喻以利”足矣!而掌公权的君子的职业道德才是公共精神，必须“君子喻以义”，立信於民。“民无信不立”，指君子之义而非民之利。
　　杭州全城送吴斌，不是全城全民学吴斌，而是全城全民暴露恐惧、乞求安全!
　　人人学不到吴斌的尽责，但是，人人有要求别人尽责的权力。底层民众的公权何在?他们历来循规蹈矩，何来亡党亡国和允许贪污的权力?
　　把政改“回摆良民”，不是打手就是暴君!文化大革命中有一股思潮，叫“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些年轻政客从他们父辈的家训中接受了这套苏秦的“连横”之法，挑起政治圈外的群众互斗和斗私，从中渔利。
　　这绝不是立信於民的君子之义!吴斌荣誉愈高地位愈低，显示了底层的不安。若要底层良善，只有“政府革自己的命”，让抬棺游行的民众不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