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在哈佛一起上课的尼泊尔同学发来的。他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的妻子很不幸，流产了。如果在以前，对於这样的邮件，我会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我会觉得，胎儿不小心流产了，虽然很可惜，但是也算不上太大的事情，没有必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告知大家。2006年去美国前，三个月的胎儿没能够保住，不管是自己还是家人，也只是例行地安慰一下而已。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每周例行的活动，那就是每个同学轮流分享自己人生的故事。一个美国同学，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刚刚经历过的遭遇，妻子在二个多月前流产了，之後患上了抑郁症，而他也一直情绪低落，而他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快乐是，他们终於走出来了。
　　坐在台下的我，看着这对夫妻此时幸福的笑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无法想像这件事会对他们造成如此大的打击。一个三个月不到的胎儿而已，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称不上生命。我开始反省自己：为何会对自己还有别人这样的遭遇如此冷漠和麻木?如果觉得他们过於脆弱，那自己又是不是过於“坚强”?我是不是丧失了一份宝贵的感情?丧失了对於生命的那种敏感?而如果真是这样，是怎样的环境，造成了这样的我?
　　想起电影《Juno》，一个十六岁的美国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有三个选择，堕胎，把孩子生下来自己抚养，或者把孩子生下来送给领养家庭。当她去诊所准备堕胎的时候，她犹豫了，最後，她选择了第三种方案。
　　有这样的犹豫和纠结，是因为内心对於生命有着一种敬畏，也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後果和责任。如果说，因为穷困，所以生存的需求和迫切性，让我们无法生活得精致，无法去关心让自己活下去之外的东西，那麽随着社会的进步，曾经理所当然，或者熟视无睹的事情，是不是需要进行反思?
　　如果说，是否禁止堕胎这样的问题实在太大，因为涉及到个体是否有权利处置自己身体的问题，看看美国，堕胎问题成为保守和自由派之间典型的分野话题，但是至少，透过权力，去处置别人的身体是否依然能够被接受，甚至是否合法，应该拿出来好好谈谈。
　　我甚至羡慕我的尼泊尔同学，他生活在一个比中国要穷困得多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丧失那种感受生命的能力。其实穷困从来都不是不尊重生命权的理由，那只不过是经济至上者的一种托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