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案情的扑朔迷离相比，深圳警方面对民众质疑的态度，同样值得关注。5月28日，深圳警方对案情做出通报;5月29日，针对受害者家属和民众的“顶包”质疑，警方搜集多方证据再开发布会;针对网民“视频被篡改”的质疑，30日深圳警方第三次开发布会，公布DNA检验结果。
深圳警方表现出来的姿态和耐心，让民众颇有些不适应。但别急着赞美，回到各自的公共角色，你或许会发现：深圳警方不过是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罢了。而这种姿态和耐心之所以显得突兀，恐怕正是非正常话语空间里造成的心理反差而已。
随着公民意识的苏醒，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正在不断高涨。昨日的话语弱势，在民众不断争取中逐渐得以扭转。有些权力面对民众质疑的恼羞成怒，从某种意义来讲，恰恰说明曾处於绝对强势地位的权力话语，开始不适应新的话语格局。如果权力能够在这种不适应中审视，或许可以发现：在日益开放的公共场域，这种新话语格局的形成，正是塑造良性公共对话模式、打造健康公共治理模式的契机。
什麽才是好的公共对话模式?深圳警方对“5.26飙车案”的处理过程，大概可以看出些许脉络。从动机上而言，无论是查案的警方、质疑的家属、自证的车主还是围观的公众，无非是为让真相大白，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从方式上来看，其中的各方实际上都在扮演着这场公共事件中不同的角色，家属和车主站在的是个体立场，警方和舆论站在的是公共立场，但无论哪种立场，都是公共生活中公正价值理念的重要组成。无论是质疑、自证还是回应，共同构成了这场公共对话的合理逻辑。
让民众行使质疑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质疑，都会找到澄清的证据。案情通报不够，有监控视频;监控视频被质疑篡改，DNA检测来证明……只有在这样的对话模式下，真相才能被自负的权力和灰暗的操纵所蒙蔽，民众的公平焦虑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地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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