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林昭逝世44周年，也许在若干年以後，我们的後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麽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於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於张开———关於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於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刀在口上之日!”
张元勳，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勳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於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麽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勳吗?他有什麽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麽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麽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麽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勳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於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後，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麽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後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麽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麽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麽样的答案。此後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後，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後，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後，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於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麽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於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勳，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勳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後，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後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麽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於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麽?你想要达到什麽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後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後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後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麽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後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麽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勳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麽，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於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後，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後就疯了。7年後，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後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後，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後，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後，我们的後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後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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