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国民党逃台时从大陆带走的一批财富，作为战後台湾“经济奇迹”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有限的黄金美钞和机器设备，只在初期的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这一批“神秘人物”，才是对台湾经济数十年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功臣”。而这批“神秘人物”中有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等，还有一批经济、财政等领域的翘楚和管理人才，这些人主导了台湾的发展，扭转了台湾的困局，带动了台湾的腾飞。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对像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也许正是出於对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也出於知遇与感恩，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也没有多少好感。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後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身为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甚至哀求陈寅恪离开大陆，并承诺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并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但陈寅恪最终没走。
而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杭立武一见面就先取出一大叠金圆券和一大摞银元，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说，并说蒋委员长非常挂念吴，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临走还让吴有训什麽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一切手续。
如此三番四次进行劝说的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等等，可见蒋介石对这批人才的重视。最终，经过两党较量，一批人走一批人留，但60年回头看，这两批人的结局却令我们叹息不已。
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这批知识界人士肩负着在台湾这一隅弘扬中华文化、普及国学启蒙的重任，他们的爱国的赤字之心，即使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存在不满，也没有让他们改变兼济天下、保留文化的初衷。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比如胡适晚年在台湾留下了约300万字、主要是研究佛教和禅宗史、《红楼梦》的文稿;钱穆完成了皇皇巨着《朱子新学案》;传承学术的代表，则非傅斯年莫属。傅斯年於1949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并继续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台大在他的领导、管理下，从一所经费短缺、管理混乱、师资良莠不齐、学潮不断的旧大学，革故鼎新，日新月异，成为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树立了自由的校风。他们不仅身先士卒，还孜孜不倦地培养了新一代的学子。如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享誉内外;杜维明，则是徐复观、牟宗三的高足，盛名於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三大美援机构任职的29名重要财经技术官僚，也是大陆籍精英居多。一脉相承和延伸发展的文化希望，一代接一代并且有所创新和突破。
反观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和摧残，许多原本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人的学术生命提前结束了，国学的传承出现了断裂，传统文化一股脑儿视为封建糟粕而批得体无完肤，混乱的十年更是清洗传统文化的顶峰期。"破四旧"和批孔斗争，国学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名词，被当做"历史尾巴"予以割弃，孔孟被从历史的记忆中发掘出来"鞭屍"，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国学进行坚决的扬弃。“反右”、“镇反”、“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被残害的知识界分子、商界人才、政治精英数之不尽，如老舍、熊十力、邓子恢、傅雷、赵树理、张闻天等，被毁坏的文物、珍典更是不胜枚举。建国初做出的几项错误路线，导致了中国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倒退，实在令人惋惜不已。
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今天也可以这样表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文化断章取义、歪曲乱解，对精英暴力压制、视如蝼蚁，那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将不会有崛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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