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个12岁孩子的母亲，涉嫌诈骗外逃，警察向学校提出要找这个孩子问话。校长答覆说，可让班主任和老师配合询问，警方不能直接问。学生是未成年人，学校有责任保护其健康成长。校长的这一言行广受好评，有网友称之为保护孩子的“最牛”校长。
　　这“故事”好眼熟，在台湾也见过。虽然规模比例不同，但意义深长则一。
　　2001年，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曾志朗，代表政府为台湾“四六事件”向受害当事人、家属及社会公开道歉。
　　1949年3月底，一位台湾大学的学生，骑脚踏车载了一位师范学院的学生，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拦下，争吵中酿成殴打。两校学生闻讯，集合两百多人包围警察局，且游行抗议，要求警方道歉、赔偿医药费，并惩办打人的警察。
　　那时国民党政府甫自大陆败退台湾，且“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当局对社会秩序极为重视，负责台湾全盘政务的陈诚下令“肃清”，於是4月6日，治安人员分向两校逮捕学生，是所谓“四六事件”。
　　但台大校长傅斯年坚决不同意，要他们拿出学生“作乱”的证据来，学校自会处理。在僵持对峙中，傅斯年指着自己的鼻子：“你们要抓学生，就得先抓我。”治安人员怎敢碰这位大名士校长?只好撤退。
　　陈诚事後宴请两校管理阶层，希望两校协助“整顿学风”，以免影响已经动荡的时局。随後师范学院成立了“整顿学风委员会”，台大则没有行动。
　　上海那位校长为维护他的学生，告诉警方，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成形，学校不鼓励孩子揭发父母，撕裂亲情，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做法。这话说得极是，但犹有可斟酌之处。那就是，即使是成年人，也未必应该主动、或受人鼓动揭发父母的某些言行。
　　《论语·子路篇》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见在圣人的认知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真正是“直道而行”。是符合人伦礼法的，与道德标准并不相悖。这也许就是“传统中华文化”吧!
　　遥想神州大地“十年动乱”期间，父子、手足、夫妇间的亲情大崩裂，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所幸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伦理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