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下午，复旦研究生吴恒与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上海市食安办)几个官员见了面。後者想听听他作为第三方对食品安全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一些专业性的指导意见。
　　促成这次见面的，是吴恒创办的网站——“掷出窗外”。这个网站里，罗列了国内媒体近10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案例相关报道，大约2000多案例。
　　在工业明胶混入食品、毒胶囊等食品药品安全的新闻不断发酵後，5月，这个被称为中国版有毒食品维基百科的网站爆红。而民间人士借助网络力量介入食品安全事件，也为官方的相关监管举措，提供了新的思路，增加了助援。
　　主动上门的约访
　　“我们消费者该相信谁，又能相信谁?有权人可以吃特供，有钱人可以吃进口奶粉，穷人就只能吃三聚氰胺?”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麽我们缺少强有力的监管。”
　　双方的会谈上，吴恒直言。
　　食安办一位官员坦言，造成消费者谁也不相信的原因，既有监管者的责任，也有社会的责任，比如有些新闻报道，由於记者不专业，出现偏差，消费者产生了误解。
　　对於特供，他们回答：“实际上，即使我们管食品安全的人，也没有特供，我们也是自己从街上买。”食安办的人称，特供实际上没有人们想像中的范围那麽广。
　　他们还让一直研究添加剂问题的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解答了添加剂的疑问，因为吴恒提出，从反馈来看，目前对添加剂的看法，消费者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什麽添加剂都不能吃;一类是反正吃了不会死人，无所谓。
　　“从曝光的新闻来看，添加剂主要是两个问题，违规添加和超量添加。”顾振华说，国家关於添加剂，其实在种类和剂量方面，有着明确规定。只要在规定以内，都可以吃。
　　这次交流，最初定在政府办公室进行。但後来，食安办改了主意，给吴恒打了个电话：“我们是来交流和学习的，理应是我们来你的学校。”
　　上海食安办一共来了9个人。正副主任都到了，信息中心和投诉中心也来了领导。见面从下午3点持续到下午5点半。
　　吴恒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他的一些疑问基本都得到了解答。
　　食安办方面也对这次会谈表示满意：“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好，体现了公民意识，公益意识，公民参与监督，希望这个网站能一直做下去。”
　　见面之前，吴恒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做了69页PPT，把做网站收到的4万多条的反馈做了总结和归纳——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厂商和监管部门的不满;希望能为食品安全出谋划策的心情等等。
　　会谈上，他一一将之展示给食安办的官员们。
　　食品安全官员的无奈
　　食品监管官员在会议上，也表达了对现行法规的一些无奈。
　　一位上海市食安办官员坦言，比如在现行法规下，农业负责种养殖环节、质监负责生产环节、工商负责流通环节，而食药监负责餐饮环节——对一个事，经常需要工商、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这样的协调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很多漏洞。
　　“我们成立食品安全办公室，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食安办的官员说，主要工作就是统筹工商、药食监等多个部门，减低执法难度。
　　但对於一些事情，他们也表示了无奈，“比如造假无区域限制，很可能西部的人造假，把伪劣产品卖到东部。但东部的工商部门只能查抄这些伪劣产品，而不能去西部查抄造假的产地，只能通知造假所在地的相关部门”。
　　他们偶尔也发牢骚，比如在这几年官方抽查中数据，上海食品安全总体是良好的，去年抽查了26万件食品，合格率为94.1%。
　　“这个数据基本可以证明，上海有品牌的东西基本都是安全的，但大家却不相信。”上述官员说，94%的概率，证明很多事情做到了防患於未然。而6%的不合格率存在，因为消费者的零容忍，而一笔抹煞了他们的努力。
　　但吴恒觉得，监管的力度仍然不够。
　　吴恒主张，对一些造假企业，应该处以巨额惩罚性赔偿，提高犯罪成本。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解释说，他们已经在进行惩罚性赔偿。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在遇到不合格产品时，厂商支付价款的十倍赔偿金。
　　然而吴恒说，“这跟我理解的赔偿不同，我所理解的赔偿像国外的麦当劳那样惩罚性赔偿，一赔几百万。”
　　顾主任解释，国家其实早有巨额惩罚性赔偿的例子，但这种大额赔偿按法律规定上交国库，而不是赔偿给消费者。根据法律规定，消费者就只能是1赔10。
　　“对於法律我表示理解，但我觉得不公平。”吴恒说，在三鹿事件中，三鹿被国家处以几千万的巨额罚款，但却没有钱赔偿那些因为三鹿奶粉致病的孩子。“这完全让消费者承担痛苦，吴恒建议靠大家一起推动立法改变。
　　盖浇饭引出的网站
　　和官方几小时的碰撞，让吴恒感慨良多。
　　1年多前，他还对食品安全没有任何认识;而如今，网站的作用正在一点点显示出来。有人在网上联系吴恒，原因是买到劣质鸡蛋，他原本打算放弃，但正在关注“掷出窗外”的妻子却坚决拨打投诉电话。几个小时後，厂家将一篮鸡蛋和100元赔偿送到了家里。
　　这让吴恒很开心。“我实际到现在，都对食品安全不感兴趣，做这个只是因为理想和道德。”吴恒强调，他本科读的是空间遥感，研究生读的是历史地理学。做网站的唯一理由是，他想给後代留下一个横截面，让子孙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是如何对自己下手。
　　一切因为一份牛肉盖浇饭。
　　那是一份让人觉得满足的盖浇饭，是吴恒在就读复旦研究生後经常点的外卖——10块钱一份，牛肉好大一块，满满地盖在饭上。有同学说是假牛肉，吴恒怎麽都不相信：“牛肉怎麽会有假的?”
　　然後，牛肉膏的新闻就出现了。
　　他感觉自己被打了一巴掌，愤而上网搜索：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等等新闻扑面而来。原来世界如此不安全，自己已被包围，生命岌岌可危。
　　“我没有那麽聪明，但至少我尝试着叫醒那些熟睡或装睡的人，因为我想，如果醒的人多了，也许他们能聪明到想出办法。”吴恒决定：做一个专门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平台，提高公众的防范监督意识。
　　他花了600块租了服务器，“掷出窗外”(http://www.zccw.info/)於2011年6月17日正式上线。吴恒徵集了30多名志愿者，有些是他的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陌生人。
　　在召集日志中，吴恒引用了一段话，来自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吴恒说，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无动於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
　　“易粪相食”与“掷出窗外”
　　在吴恒的网站，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地区、食品种类或关键词，查到自己关心的食品领域有哪些危险。他还做了一个开放的权限，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主动将食品安全的新闻添加到里面，他负责审核。事实上，当完成这个网站的内容後，吴恒自己恶心到不行。甚至有半年时间，感觉吃啥都食之无味，“吃什麽心里都有阴影，那段时间，吃东西只是为了生存”。至今他依然拒绝喝任何国产牛奶。
　　资料库完成後，吴恒又撰写了两篇报告：《易粪相食：中国食品安全状况调查(2004-2011)》与《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我们应有的态度》。
　　采用“易粪相食”这个词语，是受《左传》中的词语“易子相食”(意为灾荒年间，父母不忍心吃自己的子女，就互相交换子女来吃)的启发。五六年前，他曾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网友以此发挥，用“易粪相食”来形容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4月，吴恒读到了上海查封染色馒头的报道。问题馒头的制作者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这让他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如果每个有毒食品的制造者都选择这种思维方式，一个行业的人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觉得这样就安全了，这场博弈就没有赢家，大家都在“易粪相食”。在项目进行中，他又先後阅读到东莞和重庆两地用化粪池水熬地沟油的报道，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易粪相食”吗?
　　“掷出窗外”，则源於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史。当吴恒读到1906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的纪实小说《丛林》时，他发现，即使在美国，一个世纪前，其食品生产行业同样处於“丛林状态”。
　　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在吃早餐时读到该书，突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罗斯福随後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创立，是世界食品安全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称为“美国食品安全守护神”。
　　选择这个名词，还有另一个私人的原因。2000年，吴恒读高中时，听学长说过一件事情：几年前，学校食堂曾将前一天卖不掉的饭菜第二天再卖，学生们忍无可忍，其中的活跃分子串联了各个班级，终於有一天，大家去食堂购买了早餐後，把油条、大饼全部扔在了教学楼前的空地上，随後，伙食的确有所改善。
　　在吴恒看来，在县城的高中里，学长们把油条从教学楼上扔下，与罗斯福在白宫把香肠从窗户扔出，相隔百年，相距万里，却是异曲同工：他们把早餐“掷出窗外”，他们在表达不满。“为什麽要这样做?我想那应该是因为他们相信，『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事情不会自己慢慢变好，需要外界的动力与刺激。”他希望，“掷出窗外”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有的态度。
　　“这个国家就是因为这样一步步微小的改变而变得美好，希望我们做的事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坚持自己的善良就是成功。”项目的参与者赵悦说。
　　对话吴恒：对食品制造业应“有罪推定”
　　记者：花时间做这个调查，希望达到什麽目的?
　　吴恒：目的就是广而告之。因为只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群策群力，下情上达，事情才有改善的可能。最後的解决不可能是民间能够完成的，必须有政府的作为才能改变现状。我想引起周围的人注意，或者读此报告的读者中有一二人将来有机会成为政策制定者，能以“身在公门好修行”的心态来应对针对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危机，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记者：对於调查结果，还有什麽问题和缺憾?
　　吴恒：我是按照新闻报道数量来做的统计和分布图，但以此推测问题的严重性，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北京、上海等地的媒体特别多，其他地方也不排除未被报道的可能。不过，至少报道出来的都是真的，以我们的能力，也只能按照被报道出来的统计。
　　而且，调查期间，得知关於“牛肉膏”的有害程度已有相关辟谣，体现出我们还有不够专业的地方。但我并未因此放心，我觉得对食品制造业应该一直持有“有罪推定”的态度：厂商既然连食品种类都能作假，又如何保证他们使用的添加剂、生产环境是合格的?合格的牛肉膏可能无害，但如果奸商们使用的是来自黑作坊的呢?曾有一种添加剂在欧洲通过了，但在美国，就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检察员卡住了，只因为这个普通的检察员的努力，使得美国人幸免於难。
　　记者：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沦落除了制度上的原因，还有历史、文化、信仰缺失的问题吗?
　　吴恒：信仰缺失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能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一个民族丧失信仰上，也不可能通过一代人、一个世纪就能恢复信仰。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本来就起步晚，2009年才出台《食品安全法》，美国的监管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以史为鉴，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曾有一好友说，她妈妈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清真肉铺购买牛肉，那里的牛肉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信仰”。对此，我深以为然，这是一位聪明的母亲。目前就我所知的资料，真没怎麽见到清真食品出问题的新闻。那位好友的母亲似乎也一语道破了天机。
　　记者：对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状况的改变有什麽看法和建议?
　　吴恒：在我看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是意识与制度：公众的危机意识与食品产业的管理制度。我目前为止能够想到的使摩擦更小的方式，一是引入惩罚性赔偿，增大对企业的处罚力度，处以巨额罚款，三鹿的赔偿方式就太轻了，不具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是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在对比过不同国家的状况後，我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少一些“中国特色”，多一些“国际惯例”。人微言轻，好在互联网时代，不管是行为模式还是思维模式，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易粪相食”，意识到应该把有毒食品“掷出窗外”时，我们才能离食品安全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