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广州杨箕村的一名女子，在自家的楼顶纵身跳下，生命终结在拆迁的挖掘机旁。据微博透露，昨日上午，云南巧家一名女拆迁户到县政府拆迁办签协议时带了炸药并引爆，致自己和2名工作人员当场死亡，4名工作人员受伤。
　　“血泪拆迁”的悲剧此起彼伏地上演着。随着城市快速开发，资本的野蛮粗暴和百姓羸弱的生存权益总是狭路相逢。城市化运动与公民权利，开始在狭窄的胡同街巷开始互掐。在权力与权利的对垒之间，在强者与弱者的对抗之下，个体的生命抗争，虽可以获得同情的泪水，却难以融化矛盾的坚硬。一个又一个倒下的生命，成了暴力拆迁的牺牲品。
　　对抗四处升级，权利无处申诉。血泪拆迁的背後，哪一次没有利益的魅影?
　　在地方政府对补偿标准几乎拥有决定性的制定权力时，普通民众获得相对合理的补偿几乎是一个梦想。但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饥渴，对GDP增长非常急迫的要求，迫使个体的权利为发展让路。於是，最後的结果只有两个：要麽痛快地多给点钱打发钉子户;要麽赤裸裸地进行各类暴力拆迁，於是，一幕幕的悲剧就此上演。摆在拆迁户面前的的路只有两条路，幸运的话磨赢政府，获得合理较高的赔偿;不幸的话，只能以生命扞卫权利。
　　就像云南巧家的这起爆炸案，女拆迁户绝望地走进社区服务中心，在震耳的爆炸声中，将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历史与记忆，又将以怎样的方式触动一个社会进步的阀门?一幕幕血泪拆迁，无不在测量着社会断裂愈来愈大的程度，在法治不能彰显，个体权利得不到保障之下，逐渐陷入无解的状态。
　　或许只有当权力真正回归到民主层面，它才可能真正与某种势力划清界线，才可能带来整个权利与权力生态的改善。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一间房屋的安全与保障，才可能有一部法规的确立与保证。也只有这样，拆迁户的抗争，才可能有尊严地依法进行，而非鱼死网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