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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说：“母亲是家中么女，外祖父母毕业於协和医大，在上海开私人医院，是中国第一代自己培养的西医，与林巧稚、竺可桢等一代名医是前後班同学。优裕的家庭条件和基督教清教徒式的教养，使母亲自幼就显示出极强的个性——要强、独立、自尊，独独少了一份女性的温婉。”
永杰兄说：“母亲虽是文盲，但她在人伦上对子女的教化，使我和兄姐受益无穷。而她可歌堪颂的逸事多不胜数，今应立言的宝贵建议，单挑母亲的一事以作追念。”
我的母亲，和永杰兄的母亲一样，也是文盲。她育养了我的九个子女，三男六女，她在人伦、处事做人的道德诚信、品行礼仪，对我孩子们的培养教化，堪称伟大。
三位不同的中国母亲，从相隔遥远的不同方位，在截然不相同的环境下(一位是文化高雅书香门弟才女，两位是文盲母亲)，共同养育了远在天涯海角新西兰的三个中华儿女，在一张华文报纸<中文先驱报>上创立一个<三人行>专栏，是一个传奇。
立言的母亲是庄严的北京古城下有一方瑰丽的翡翠，香港海边永杰的母亲，南洋某海岛沙滩边游子母亲，则是大平洋养育出来的两颗不起眼海蚌珍珠，没有北京翡翠的高贵，但那颗翡翠和两颗珍珠，却都一样闪耀着美丽而耀眼的光茫：中华文化的光茫。从这三位不同的中国女性，中国母亲，到现在立志弘扬中华文化<三人行>的三位作者，从北京到香港，从南洋到新西兰，如果将整个的故事串起来，应该是一部传奇，一部关於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传奇。
永杰兄说：“母亲虽是文盲，但她在人伦上对子女的教化，使我和兄姐受益无穷。而她可歌堪颂的逸事多不胜数，”我母亲也是文盲。她出身在金门岛上一个小渔村的渔民家庭。至小就帮我的外祖母打渔做事，渔民贫穷，母亲从来没有机会去上学受接育。後来嫁给海外南洋经商的一位寡言少语、斯文尔雅的华侨商家会计。那就是我的父亲。
祖父早年是金门岛贫穷的“货郎担”商贩。祖母早年就过世。祖父的“货郎担”後面有时还得担着幼小的父亲，两个幼小的哥哥(我的大伯父二伯父)就赤脚跟在後面。後来祖父出国劳工，挣紮赚了点钱，就让父亲在家乡读了两年私私塾，两位伯父却无缘私塾，一直等到祖父有能力接三兄弟侨居南洋麻里巴板埠，帮祖父做事。父亲凭自学和文笔清秀，被聘为麻埠最大的华侨商家的帐房会计。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了好转。
谁知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麻埠遭日占领，华人家园一夜间被夷为平地，大家都逃进深山密林，开荒耕地讨生活。
那样的日子，连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日子，有谁顾得到教育、文化?(大约同时期中国国土上的同胞也遭遇相同的命运)。
不过，我们的母亲“在人伦上对子女的教化”，从来也没有间断过、松懈过。其中“可歌堪颂”的逸事也是不胜枚举。
“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店”和“封建文化”;“文化大革命”要批判、打倒儒家文化和孔夫子思想;我却在文革的“批林批孔”时意外发现：其实我身体里也浸透许多孔子的、儒家的道德文化因素。我身上这些儒家道德文化，不是来自书经、学校(海外的华文教育也从无古文经典的教学)。它来自那里?我骄傲地发现：它来自父亲和母亲的教导，包括他们的身教和言教。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母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2012-5-11写於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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