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来说，薄熙来事件发展至今，事件本身所具备的的热点仍旧纷纷扰扰。探索事件背後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在其中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以及社会言论的管控方面寻找到一些思考空间，而这空间的背後是中国正在孕育一场未来如何发展的大辩论。
言论管控放松各路思潮涌动
中国的政治，对普通民众而言，迄今仍是不透明操作的“迷宫”。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再次进入迷茫阶段。以往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发展速度放缓的徵兆开始出现，中国将如何走好今後的发展之路，成为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之後，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不断提高，对民众的言论管控明显放松。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各种代表不同思潮的声音。是回头探索以国家经济为主的方式还是继续改革开放成为其中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势均力敌的主要潮流。
如被坊间视为“当代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大本营”的乌有之乡网站，自2003年创办起就与许多立场不明的传媒机构不同，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反毛思潮。从2004年关於国有资产流失的“郎、顾之争”，到2006年物权法草案争议，再到2008年的土地私有化论战，以及後来的大骂《南方都市报》为汉奸媒体，2011年更是公布所谓汉奸名单，集体围剿茅於轼……，被右翼人士称为民粹主义基地。
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刊向来以敢言着称，被普遍视为中国自由派言论阵地。《南方周末》是中国内地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被民间视为具有言辞大胆性格的良心媒体。2001年《南方周末》整版刊登了被列为禁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作者廖亦武的谈话，该报正副主编和总编室主任皆被撤职;2002年该报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人挪用亿元善款投资，最终亏损，结果数十万份报纸被收回销毁;2009年专访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据说一部分专访内容未获中宣部准许，最终被撤掉，而当期的部分版面有大幅空白，被民间认为是开了“天窗”;还有不少南方报系的媒体人也被传因压力离职……虽然以上种种事情都未获官方的证实，但民间大都认为这与官方的管制有关。
无论是宣传毛主义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还是不停呼吁改革的南方系媒体。这些不同的声音，相信宣传部门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没有能力控制。这些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国相对自由的发展，无疑是中共主动尝试在某些方面放松管控，在其超出中共的临界线之前，给予这些声音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放松管制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初级阶段的百家争鸣。虽然在某些阶段看似中共又把舆论空间收紧了很多，但这并不说明中共在意识形态和舆论控制上又在往回走。中共的意识形态部门会去“打压”某些认为已经出格的言论，但是会选择性的打，看似把逐步放开的空间又收窄了，但更多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收窄。在收窄的同时又会让另一部分“有心”的人“畅所欲言”，通过这种放与收的过程，来逐步探索和达到一种更为开放的管制目的。毕竟当今世界在互联网的催化下，几乎不可能再给中共更多的隐藏空间。
今日的中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道德认知上以及价值判断上空前地活跃。各种迥然不同的见解，构成观点的分歧、争论与意见的对立，构成了一种日渐活跃的思辨氛围。在中国历经30余年的快速经济发展遇到结构性瓶颈这个大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中共地方大员，薄熙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为我所用”，把自己治理重庆的经验包装成“重庆模式”轰轰烈烈地宣传出来。
薄熙来与“重庆模式”
2007年“十七”大後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经过一年的铺垫後立即打造并借外界力捧“重庆模式”。他深知中共重视舆论导向，以“舆论先行”的传统领导方式“先声夺人”，让“重庆模式”抢先在全国占据舆论高峰，以自造舆论控制社会舆论，薄熙来也因此成为中国政坛的一个政治明星。
而所谓“重庆模式”之所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薄熙来。如果薄熙来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他本人鼓吹、张扬的“公关”努力，“重庆模式”也就如同其他省市官员的一般政绩，最多不过是“屋里开花屋里香”，难以在全中国沸沸扬扬。
2010年底，以民间性质组织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市“低调”的举行，据悉来自中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170多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特别强调的“重庆模式”中“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所谓全新执政理念，已体现出与之前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路线、观念的不同。虽然薄的提法让人感觉更贴近民众而受到追捧，但其实这已触犯了在国家发展大政方针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忌。
此次“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逐步引来的对於“重庆模式”及薄熙来的关注要远高於对学术探讨过程的关注。虽然此次研讨会没有官方的背景，但种种迹象显示这种研讨会受到了薄熙来的默许甚至是大力支持。
薄本人在发展了重庆模式之後，也急需通过学界的肯定，将重庆的一系列执政方法提炼为理论模式，将其上升到“路线高度”。而一旦被确立为理论之後，薄熙来的政治资本无疑会更为殷实。
虽然薄熙来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提及“重庆模式”，但为了展现“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他适时的又提出了蛋糕论。薄熙来称，“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随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这种中共大员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时间以“做蛋糕与分蛋糕”为主题的关於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争论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高点。
被宣称为重庆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的“重庆模式”包含：追求公平、关注民生的社会变革;倡导社会新价值的“唱红打黑”;转变领导作风的“三进三同”，解决民众长期上访的“干部大下访”等，均被各界热议。
2011年4月30日，“乌有之乡红色旅行团”共80余人参观重庆的时候，赞美薄熙来“顺天时，应民意”，甚至称其为“受任於败军之际，奉命於危难之间”。该网站甚至以“重庆红色之旅有感”为副题的网文鼓吹“两个半凡是”，即“凡是爱戴、拥护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行为，我们都应该支持、赞成;凡是由毛主席缔造的党、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解放军我们都要坚决拥护、爱戴;由薄熙来创立的『重庆模式』，我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赞成、支持、爱戴和拥护。”
不光在政治理念方面广泛宣传以图上位，薄熙来还是一位天生的公众明星，善於煽情，好做脱稿即兴演讲，其言辞妙趣横生、激情四射……
2009年夏，重庆八千出租车司机大罢工，这是中共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司机罢工。薄熙来亲赴现场和出租车司机代表座谈的同时，邀请重庆内外媒体现场直播。面对摄像机镜头薄侃侃而谈平息危机，而被邀请到场的媒体也将薄熙来解决大罢工事件过程中绽现出来的能力和自信传扬开去。
不过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後，重庆的一切“舆论运动”开始有所收敛，但是强势如薄熙来，即使开始收敛，也是高调不改。重庆开始讲民主与法制，公开邀请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号召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於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雾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
今後言论管控会收还是会放
薄熙来事件後，中国的言论管控将会如何继续?各种思潮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
中国经济的腾飞，导致人们要民主、要自由的意愿高涨，言论管控在互联网的强势发展下也将越来越难。中国的体制只能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後倒退。重庆事件发生於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
自2月6日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网络控制时松时紧，很多敏感词、敏感人士的微博及外国网站等有时会突然解封，如六四、赵紫阳、姜维平(着名的反薄熙来人士)等词条可以进行搜索，“谷歌+”(Google+)、YouTube等。但没过几天，一切又回复旧观。如此反覆，绝非长城防火墙故障等技术原因造成。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这种异动，甚至被认为是北京官方故意松动为政改试探反应。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比如，在乌坎征地问题(它导致了上一届村委会的下台)上的软化处理、在温州动车事故後突然叫停高铁计划以及使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等。法国媒体称，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
当然，这并不等於中共要开放网禁。中国的网管和网监部门有20几个，譬如信息产业部、国安办、国务院新闻办等，要破除中国这种盘根错节管控结构，达到言论和声音多元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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