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吴英案的结果是改革派的重要胜利，虽然这一胜利并不完全——中国的民间金融并没有随着吴英案的判断了局，吴英案背後种种仍存疑团，吴家人士所追究的资产低价拍卖未得到解决。另一方面，认为吴英案确实存在庞氏骗局的人士，仍未被说服，争论还将持续。
　　拨开吴英案的迷雾才能为不出现吴英式的悲剧奠定制度基础。吴英罪不至死，她是一个有理想却无风险控制能力的商场上的初生牛犊，吴英不是英雄，不应被视为反抗金融垄断的先锋受到供奉。从经济学上来说，当规则被普遍违反时，执行规则的成本无穷高，遵守规则成为良币的结果是被劣币驱逐。从毒胶囊事件、强拆事件、神女局长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个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是一个普遍有尊严的时代，大多数人是受害者，大多数人也会成为规则的践踏者。当尊严被视若粪土时，希望单独的案例回归尊严，是奢望。
　　这当然不是对吴英案悲观的理由。监督掌权者的权力行使范围是恢复规则尊严的第一要义，但走向极端，呼应民粹并不能让市场重回法治轨道。求法乎上得其中。只要吴英案在市场与法律框架内走，我们就应该支持，并秉持善意加以持续关注，尽力让吴英案成为打开以下一系列秘密的黑匣子：中国金融垄断、地方官员违规操作、地方权势阶层介入、民间金融规则。目前最高法只是发回浙江高院重审，吴英案件尚未结束，改革者不能有丝毫松懈。
　　作为改良主义者，理应为法律的改进努力，而不是盼望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在不世出的英雄手里诞生，这将让中国重回农民革命的轮回。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後的二次金融改革兴起，抑制改革只求经济增长的理论受到投资、出口下降与内需不振的冲击，改革派人士发出了呼吁。理智的做法是呼应改革呼声，从法律、经济等各个技术层面将改革推向深入，具体探讨改革的路径，既有普世价值，又充满了本土色彩，而不是假借崇高之名，将改革钉在利益、情绪构成的十字架上，让中国重回暴力时代。
　　任何一个经典案例，都将是通向宪政社会的一座桥梁。吴英既然很有可能从祭台上被拯救，难道改革者就没有信心以制度拯救中国低效的金融，与未来的吴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