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事件引发的风波，并没有因为薄被“双停”而偃旗息鼓;相反地，无论在党内还是民间，依然暗流汹涌，谣言四起，民心不稳。而在薄熙来苦心经营的重庆，虽然以市长黄奇帆为首的薄熙来旧部已经“倒戈”，薄的主要亲信也在逐渐被清洗中;但是，不甘就此消失的薄系干部，与重庆的民意互动，给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施加压力，表面是“拥薄”，实际是“自保”，让情势变得更为复杂。不仅如此，在全国范围内，为薄熙来“维权”的声音也在逐渐浮起，谓“党纪不能凌驾国法之上”，要求中央尽快公布薄熙来“违法”的证据。这些迹象，也给中央带来极大的压力，以至於18大会延後召开的传言也甚嚣尘上。
　　从中国执政当局目前已经公布的薄熙来事件内容来看，薄熙来的问题，根本不是像以往中共党史上发生的前例，即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导致权力斗争，薄熙来成为牺牲品。因为如此，薄熙来不可能成为当年的邓小平，可以“东山再起”，开创他一直想要开创的“薄熙来时代”;同样，他也不会像胡耀邦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工作;更不可能像赵紫阳那样，在若干年後，还有受到党内平反的希望。人们在纷纷议论的是，薄熙来的结局，是否就是陈希同、陈良宇模式的再现，或者更甚於他们?
　　事实上，北京不必担心极左翼舆论为薄熙来“叫屈”的声音，这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极左翼舆论的吹鼓手们，比如孔庆东、司马南之流，非但不是所谓的理想主义者或者社会清流，他们本身就有浓厚的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色彩，甚至有“拿钱说话”的嫌疑，所以没有真正的社会号召力。二是仅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薄熙来也不是一个左翼理想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利用太子党背景，摄取权力、纵容家人腐败的政客而已;或者说穿了，他自己就是典型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只是为了更高的权力，采用极端左翼的“全能政府”模式，来搞“唱红打黑”，发展“民生工程”。
　　然而，中共必须面对两种民意的冲击：一是民众不喜欢薄熙来，但是，他们更不喜欢朱熔基所批评的“占着位子不做事”的执政者;所以，他们藉着薄熙来“做事”，甚至藉着赞同薄熙来“先分好蛋糕”的公平原则，来发泄对中共执政不力、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另一种民意是，他们看到薄熙来事件对中共是一把两刃剑：揭发薄熙来“违法乱纪”内幕太多，对中共形象伤害就更大，人们会接着问，为何这麽一个“坏人”，可以长时间“为非做歹”，成为政治明星?薄熙来可以无法无天，那麽其它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又如何呢?这些问题和民众的想像力，将会造成社会对政府更大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如果上峰不公布薄熙来的“劣迹”，那就会引发民众另外的质疑，那就是赤裸裸血腥的权力斗争凌驾在法律之上，凌驾在和谐维稳之上，这对执政当局也是重大压力。
　　由此可见，面对薄熙来风波带来的危机，北京高层应该从实事求是的依法办事原则和推动政治改革的高度，尽快公布薄熙来及其家人“违法乱纪”的调查事实，不怕家丑外扬，坚持依法处理;同时，核心高层应该在同时也公布未来如何监督和防止高级领导“贪污腐败”、“专权违法”的办法和机制，拿出实现党内民主的“时间表”，尽快落实新闻自由立法，加强舆论监督。如此一来，薄熙来风波就有可能变成中国走向民主法制的一个新契机，危机就变成了转机，18大权力交替就可以成为改革发展的新里程碑。

　　(本文选自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