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与丁庭宇的微辩论，是从文林苑事件出发。先摘两段二人之间的对话。张欣问：“王家的房子被推土机推倒，导致社会紧张，民主是否会放缓城市发展呢?”丁庭宇答：“我们非常相信民主，永远不会使民主拖延城市的发展。”张欣再问：“如果你有完全自由，可以建设一座城市，你不用担心民众，不用管媒体，也不用担心学生，你会为台北市做些什麽?”丁庭宇答：“你描述的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情况，我们需要媒体，需要市议会，需要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平衡……，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媒体，没有市议员，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
这是一场“民主vs.专制”、“民主vs.效率”的微辩论，丁庭宇的答辩，有足够的道德立场，但他却技巧地回避了民主制度在效率面的问题;而佛里曼则对此直言无讳。佛里曼以美国与中国大陆对比，他说：“我们相信，中国有90%的潜在利益来自二流的政治制度，极大部分都来自独裁统治;但美国的潜在利益只有50%来自我们一流的政治制度。我们所得到的远远少於我们可以、应该、也必须从我们的民主体制里所获得的。”
“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更是佛里曼最劲爆的理论。他说：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克服了民主政治难以作成决策的最差部分，仅仅一天就够了，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做回原来的美国。这是一个狂想，却显示即使佛里曼相信民主政治是“一流的政治制度”，但他也认定民主政治有其弱点。
制度的差异，难免影响到城市发展。最显着的对比，是以印度的城市建设与中国大陆比较。但是，像中国大陆那样，在所有的墙面上用白漆画个圆圈，里头写个“拆”字，一整片区块几个月後就成了一大片高楼大厦;这里头可能有成百成千的颠沛流离的“王家”，没有媒体、没有市议员、没有政党为他们说话，他们用身家生命去成就了曾是自己的“城市”，但自此这个城却也可能不再是他们的“城市”了。这当然不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否则就不会有乌坎村。
台湾的市容，“老矮丑”的建筑与“新高美”混搭，摩托车与轿车、公车混搭，使得城市真的不够漂亮;但台湾就是在这种“混搭”之中一路走来，那种“共生/共荣/共丑”的景致，显示了台湾一页美丽的沧桑，也使得仅仅一个“王家”就能闹出如此轰动的新闻。由此可证，台湾的街道真正反映了台湾的民主内涵，这是从不漂亮的市容看到了台湾的内在之美。
其实，不少的台湾人都会有像佛里曼一样的感慨：“我们所得到的远远少於我们可以、应该、也必须从我们的民主体制里所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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