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後台，杂乱的道具间中，一位全身劲黑牛仔装的女士蹲在地上，她的面前是约一百四十公分的布农族小女孩，怯生生地回答女士的问话。
　　“老师说，你这个星期都不写作业，怎麽啦?”我爷爷‧‧‧”小女孩手足无措地讲不出话来，女士轻抚她的脸要女孩不要急，慢慢说。就这样，蹲在地上十几分钟，牛仔装女士专注地倾听单亲又隔代教养的小女孩说出她的故事，说出爷爷生病乏人照顾的窘况，大家才知道已经被老师骂了一个多礼拜的小女孩不是偷懒，她需要更多的协助。
　　这位女士，她的名字叫做周美青，倾听，正是她带给当下台湾最不一样的风格。
　　只是倾听，这麽了不起吗?是的，这就是台湾社会中最欠缺的元素!长期以往的教育，台湾人总喜欢以“强者”自我期许，这样的“强者”喜爱当“指导者”，总是滔滔不绝，只有别人“听”他的，哪有真正的“倾听”。
　　台湾人爱说，更爱乱说，好像深怕不说就会被人看不起。高高在上的人物更是如此。
　　李登辉是最有名的，他曾经接见年度“十大杰出女青年”，一位得奖人已有身孕，李登辉竟然可以话匣子一开，当场教育这十位女青年“安胎”之道四十五分钟。更厉害的是，有一次李登辉和微软总裁比尔‧盖兹见面，两个小时的会面时间，李登辉足足讲了一百分钟，那是李登辉告诉比尔‧盖兹有关李登辉的电脑发展的想法与经验。
　　这样的爱说，贯串整个台湾，企业界中，大老板开会，往往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股东大会时，也是全场聆听大老板的丰功伟业;学校中有辅导室，学生进去，老师开始说教，讲了几十分钟，学生的烦恼往往还没来得及说。还有好多好多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媒体界‧‧‧只要有点点份量，如果不会说，就好像没有了权威感与公信力。
　　过去的台湾，并不是如此，好多好多的中小企业都还记得，曾经，有一个经济部长，他是台湾任期最久的经济部长，他是孙运璿，是一个总是穿着西装就坐在泥地上，听着工人诉说的经济部长。当时，还有一个会“听”的行政院长，他的名字叫做蒋经国。
　　那是一个“听”的年代，王云五、吴大猷、梅贻琦、尹仲容‧‧‧各行各业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故事都是“听”。
　　因为能“听”，所以才知道怎麽“做”，如今，只想“说”而不听，而且还“不会说”!难怪不论在哪里，各界人士往往怎麽“做”都不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