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困境矛盾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最近由所谓新左派主办“乌有之乡”网声称有22个省的新左派人士要集体“公诉”茅於轼与辛子陵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公诉文”後面的跟帖支持率高达95%。有意思的是，有人把此类“公诉状子”转贴到其他的网站，却没想到出现意外的结果：这些网站内的跟帖的立场恰恰反了过来：网民对所谓“公诉文”是一片批评与斥责，反对者同样高达95%。
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的新左派思潮?人们提到新左派与毛左，这两者有什麽区别?新左派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纵深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批判性思潮。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他们把现在的中国现实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新左派可以分成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类。温和派是学院型的，他们从法兰克福与後现代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激进派是民粹主义动员型的。毛左是指新左派中的激进派和更极端的一种，特点是把“文革”中的毛泽东偶像化，使之成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寄托的象徵，以表达他们对公正与平均理想的诉求。
新左派的对立面是西化自由派。他们相信，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可以通过移入西方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来实现。其中极个别激进的人也希望出现一场“茉莉花革命”，但他们人数很少，当政者大可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事实上，大多数有自由主义价值倾向的知识分子都赞同民主法制与人权自由的理念，但他们总的趋势是温和化，主张在体制内推进民主与法治。近年来他们大多数人又开始感到失望，对体制有疏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也在下降。一个体制失去这样一些温和派的内心支持是很不利於民族凝聚力的。
正因为现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认同分裂，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作为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选择，起到重新寻找一种社会共识的作用。
新保守主义的前身後世
1980年代後期知识界出来的“新权威主义”，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前身。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针对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而确立自己的立场。20年以前新保守主义提出时，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激进主义而言。新保守主义有三个批判对象，一是西化自由派，二是毛左派，三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三者都属於不同类型与方向上的激进主义。
新保守主义强调的是什麽?第一点是强调在保持共产党所缔造的历史上的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走向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在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执政党，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一是它起到对社会各部件进行整合的功能，二是共产党的权威也是转型与发展所必需的有效的杠杆，不能脱离这个杠杆来进行现代化。因为中国既没有成熟的中产阶级的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也没有第三种力量。
其实，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严复的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可称得上中国近代新保守主义的宣言。这里的“守”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传统旧物的“守”，就是指传统所具有的维持秩序的功能。严复显然并不是从信仰的意义上肯定传统的意义。严复不是正统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要点是，它主张开明与渐进。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保守主义，其发展方向不是回归到过去的时代去，而是要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更新的、更开明的社会。
新保守主义的发展逻辑可以这样简单概括：一、通过具有开明的大家长式的威权体制，来实现政治稳定;二、通过政治稳定，来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三、通过经济发展来引导与这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多元化变迁;四、通过社会多元化与利益分殊化，来发展公民社会;五、不同公民社团与利益团体的相互交往，就要求彼此之间的妥协与协商，以交换彼此利益。
契约精神、妥协精神、法制与理性精神，所有的这些被他们称之为公民文化的东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公民社团组织中通过自教育培育出来的。公民社会也是培育公民文化的社会大学。
经由这五段式的逻辑，中国将在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具有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国家，此後建立整合性的民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不是这样，超阶段地建立民主，势必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那对中国必将是一场大灾难，这些正是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从开明家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前後相继的发展序列。其实，李泽厚先生过去也提出过，中国现代化要有“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可见，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民主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民粹：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之一
新保守主义特别要警惕的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广场动员型政治，就是大众口味决定政治选择。新左派强调的广场动员，自由派主张的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都是民粹主义的不同表现。如果我们跳过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发育阶段，通过所谓的直接思想启蒙与制度移植，来实现所谓的选举民主，其结果将是谁掌握了票仓，或谁掌握了广场上的“人民公意”，谁就可以决定民族的命运。这常常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公民文化的训练或者多元力量的制衡。
比方，如果中国实行民选总统，有人站出来说，他上台後一定要解放台湾，或把外蒙收回来，把俄国强占的土地搞回来;或者说，要向日本清算第二次大战的所有赔款;又或者说，要让所有富人交高额税，交到差不多让他们破产，来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当一个政客用这种话来煽动大众的情绪，他就能比冷静务实理性的政治家更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选票。
可以说，凡是靠民粹主义广场动员上台的总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这种人要麽是弱势总统，要麽就是一个绑架国家的危险政客。
也许有人会觉得现在谈中国的民粹主义是放空炮。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威权政治严密控制下的极低度的政治参与，用上海话说，全民普选总统的事与中国“混身不搭界”。然而，历史往往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一旦社会失控，民粹主义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人人心所向的不二选择，那时就来不及了。换句话说，越是集权制国家，越是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上面是统治者与官僚，下面是原子化的个人，缺乏中间的社会组织，也缺乏中间阶层。此类哑铃形社会一旦发生革命，要麽变成为超凡魅力的强人振臂一呼，天下芸芸众生景从的革命社会，如毛泽东当年那样;要麽变成民主化的民粹主义社会。
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要避免这个洪水猛兽，应该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在现存情况下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文化。某种意义上，一个拒绝发展公民社会的威权政府，就是培育未来民粹主义的温床。
用公民社会克服民粹主义陷阱
民粹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以来势头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权观念的普及。这本是好事，但也造成一旦搞民主，谁用煽情的语言掌握了大众，谁就得到国家权力。拉美有一句有关民粹主义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阳台，我就会成为总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台湾也存在由於民主化过快而出现“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当年陈水扁正是用极端手段来刺激大陆对台做强势反应，以此来强化本省人的悲情意识，再利用这种悲情来争取本省人选票，於是大得其利，根本不顾战争危险。概括地说，陈水扁的竞选秘诀实际就是“刺激大陆——大陆反弹——悲情动员——省籍划界——民粹多数”。
为什麽在民主高潮来临之前，中国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因为只有公民社会这种民众的自我学习的过程，才能比较好地来克服那种民粹主义价值与思维方式。
对於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来说，有官员自然会担心，一旦开放此类自治组织，就可能面临大量对抗性组织出现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出现“井喷效应”，对政治治理造成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英美这种公民社会抗争式发展路径，其实在人类整个公民社会发展历史上只是一种类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是英美式的，而是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即政府为了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建立起由政府控制与支持的法团，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方面，法团始终处於国家的有效控制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法团组织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蜕变为社会法团，这就是向自治的公民社团的软着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发展公民社会的。
官员们如果开阔一点学术视野，不要以为公民社会只有英美模式，就不会画地为牢，草木皆兵。与其说是有这麽一个“公民社会陷阱”，不如说是某些官员由於知识缺陷而陷入了自己的“思维陷阱”。官员个人对公民社会有如此误解，问题还不大，但他的想法一旦影响了决策层，就会使中国丧失发展公民社会的最佳时机。那才是大问题。
警惕极左思潮回潮
令人担心的是，在提倡红色文化的政治运动中，极左思潮会藉机获得了它公开亮相的合法舞台。一旦中国出现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极左化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中国会出现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不如说，更大的可能是出现极左派鼓动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黑色革命”。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会发现，“颜色革命”并不是所有社会都会发生的，它的出现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作为条件。那就是，第一，这个国家采取了多党制的全民普选;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弱国家与弱社会的结构体，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双弱结构”的体制。更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弱势的民主政治下的产物。
“颜色革命”发生的机制是，民主政府在弱势国家体制下，既没有足够的政绩来满足人们的心愿，腐败与社会不公又难以治理，人们又没有能力与国家强力部门进行沟通，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治理失败必然引起广大选民强烈不满。这就使反对党可以借助民粹主义广场效应，通过煽情而获得大量选票，外国政治势力出於自私的目的也推波助澜，於是在野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权。
由此可见，颜色革命必须是在弱势民主体制条件下才会发生。中国现在的体制恰恰相反，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完全不存在普选总统，以及选票决定政府命运的情况。颜色革命的体制和中国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些人之所以担心中国会出现颜色革命，完全是用肤浅的类比思维。其实中国与前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极强势威权体制，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是弱势民主体制，这两者在结构上根本不同。换言之，由於认定中国要防止颜色革命，於是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就形成恶性循环：国家越来越强，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自主性越来越弱。这就如同是犯了中医上的阳亢症，我们却大服补阳的药剂一样。
其实，邓小平多年一直反对重提阶级斗争。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左的意识形态多麽厉害，阶级斗争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中国的“黑色革命”就一步一步从潘多拉的魔盒里向我们走过来了。
邓小平的权威主义是尽量减少公众的政治参与，把老百姓从广场请到市场上去，进入威权政治的“政治冷淡主义”(political apathy)逻辑之中。在国家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政治恬淡气氛有利於降低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也有利於政治稳定，为政府从容调整经济争取了回旋的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威权政治国家走向成功现代化的经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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