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财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出现下降，其中央企的利润下降了两成，地方国企下降了一成。上一次出现利润下滑，还是三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最低谷时。
　　这些年风光无限的大国企显出了增长颓势，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减速的必然结果，但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与其说国企低靡是经济大环境的结果，不如说正是这些年的国企扩张，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难局。
　　很多人可能被国企强劲的盈利能力所迷惑，甚至认为国企照样能实现高效率，效率与所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之下是这样的事实：前40家央企的利润几乎占央企全部利润的90%以上，前15家的利润更是占到了75%以上。而这15家企业也好，40家企业也好，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金融、地产、通讯、资源等行业，这些巨头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基础资源，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地位而实现了高利润。与其说是其盈利能力强，不如说是收费能力强更为确切。
　　有人收费自然要有人买单，国企的高运作成本传导给了下游的弱势企业和个人。民营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这导致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被逐渐挤压，以致微利甚至亏损。没有民营企业的繁荣，就业与消费自然低迷，提振内需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消费和内需，民间所剩的盈利机会都来自於炒作等交易性机会，这直接导致民营企业主纷纷关掉工厂，加入炒作大军。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空心化”循环。
　　所有失衡的系统都是无法持续的，国有经济成分天然热衷於投资建大工业、大基础设施项目，大跃进的工业产能与低迷的民间需求脱节，终究一日会难以为继。以往我们有强大的出口来弥补内需，民营企业还有利润能负担垄断国企提供的高价资源和服务，但当出口受阻，民营企业的供养能力也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国企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在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回到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原点，重温最初我们设定的改革的大方向是什麽。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明确提到要“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政府主要是调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这些原则得到了相当的认同，只是过去一些年，我们与之渐行渐远，现在，似乎又到了重回国企改革之路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