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定位成有走回“文革”的路线错误，属於“瞎折腾”，那麽，中共在18大之後将持续走改革开放路线的总方向应该已经确定无疑。在这之前，总理温家宝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有时候也很激昂悲情，海内外普遍解读这是他的“独唱”，为的是他个人的历史评价，并没有得到中南海最高层集体的认同，但是，这次两会後的最後一次记者招待会，温家宝在回答王立军出走成都美领馆的风波时，严厉要求重庆现任市委和市政府深刻反省，并间接给“重庆模式”定调，翌日，薄熙来就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从侧面证实，温家宝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常委班子的共识。问题是，18大之後的改革之路，应该如何行?
　　从政改的角度来看，焦点集中在两个层面。从中央层面，那就是要研究温家宝所说的，国家领导体制必须要改，这或许在暗示，未来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党内民主改革试验，不再用领导钦点，暗箱作业的方式，来决定高层领袖的人选，让德才兼备的人可以上位;从基层层面，那就是完善“乌坎模式”的试验，让村民选举成为真正的基层民主选举。
　　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就在两会期间，鼓吹民族主义最激烈的媒体环球时报，突然释放出一个民意调查的结果，那就是六成以上的中国民众，支持或者不反对走西方式民主的道路，这等於是从民意支持的角度，来为温家宝的“政治改革”呼吁推波助澜。由此可见，经过比较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内部动荡，中南海高层终於醒悟到，消极的“维稳”，无法带来真正的稳定，反而是“越维问题越多”，“维稳”本身，耗费庞大，成了另外一条利益链和腐败的温床，激发起社会更多的反弹，也为“文革”可能回潮，提供动力。
　　因此，即将下台的胡温和即将上台的习李组成的现任最高层，形成了反左和推动政改的共识，并藉着对重庆领导班子的调整，把这个信息强烈地传送到海内外。这种积极果断而又不短视的重大危机处理方式，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不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改革，中国未来民主化的最重要一环，还是要壮大中产阶级力量。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两头大，即官商勾结的富人政客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控制的财富资源越来越大，而不满现状的贫穷阶层也在壮大，形成了贫富差距的鸿沟，这也是“重庆模式”赢得民意的基础所在，更是极左翼企图抬出薄熙来煽动民粹主义的动力所在，而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弱化或者遭遇剥夺。高税率让“白领”褪色成“蓝领”，购房调控，股市不振，让他们丧失了投资发展的机会，言论控制，剥夺了他们直抒胸臆，参与社会的责任感。於是，要麽选择移民逃避，要麽挖空心思攀上利益集团，不然就沦为相对贫穷的一群。
　　剥夺中产阶级或者弱化中产阶级，将使民主改革遭遇重大危机，一如前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所言，如果现在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所有的富人将遭遇清算。因此，中共如果真正要维稳，要改革，要民主，那就要创造一切机会，让中产阶级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