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四十年以前，伟大领袖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在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抛弃，即将成为下一次斗争的牺牲品，因而毅然驾机出逃，演出了历史的大戏中最最滑稽，也最最悲壮的一幕。这一历史事件也敲响了“文革”和文革炮制者的丧钟。
　　四十年後的今天，在上演了一系列“唱红打黑”闹剧的“红都”重庆，本来是薄某人最最忠心的打手的王立军，在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宰、被烹的命运後，出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再次演出了一出让人瞠目结舌的好戏。也迅速地促使虽然还没有登基，却无日不在作着美梦的薄氏王朝的覆灭。
　　文革结束已三十余年。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取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治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文革的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的批判，文革余孽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一帮左棍还在那不停地折腾，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们当年为非作歹的“火红的年代”，无时无刻不在想恢复他们的“红色江山”。
　　出现这样的问题极其自然。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可是有感於当时国内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想在不打乱国家当时的体制的前提下，立刻使国家走上健康的经济发展之路。他不想纠结於文革的是是非非，於是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让历史问题留待後人去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人们还在为一口饭、一条裤子发愁的年代，如何生存下去才是最最紧迫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的这一决策，显示了他的智慧。可也能明显地看出，这是在当时的特殊的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可正是这一无奈之举，却为那些文革余孽日後翻文革的案，埋下了祸患。
　　出现重庆闹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几千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马屁文化。尤其是1949年解放以来，由於造神运动的需要，这种马屁文化得到了畸形地发展。“拍”而优则仕，“吹”而优则仕，“跟”而优则仕，成了多年来官场文化的铁律。也因此在中国官场上充满了大量平庸无能，无所作为，只会唱赞歌，只会紧跟，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
　　几千年来，中国吃万岁爷的亏吃大了。历代开国的万岁爷，大多在打天下时还有一番作为，也只是马上的功夫。这些人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独裁政权，并为保证日後自己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独裁统治永不变色，而绞尽脑汁。为此他们必须不停地折腾，不停地杀戮功臣，不停地清除那些权势位於自己之下，却又位於万人之上潜在的威胁者。因此也就没有精力在发展国家，发展自己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上多动脑筋。及至第二代、第三代及以後的万岁爷，大多是昏庸无能之辈，只会花天酒地，而在事业上却是得过且过，鲜有作为。以致中国几千年就这样过来了，几千年中国几乎是毫无变化、毫无进步!
　　只是到了近三、二百年，西方黄毛贼打了进来，才让还在睡梦中的中国人猛然惊醒。原来西方这些夷狄小国，竟然是如此的先进，如此的强大!於是引起了无数中国进步人士的思考;也就有了无数次的改良，无数次的革命;也就有了一些不管是真是假，起码在口头还在标榜“共和”、“民主”的各色政权。这些政权中处於九五之尊的各号人物，不乏心底磊落，为建立强大的中国而有所作为的人，也不乏只想着自己的权势而坏事做绝的人。
　　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潮流便是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需要“救世主”，人民也不需要别人去教导!人民的思想决定国家的政策，国家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国家的意志。任何领导人只能是人民的公仆，他的思想只能来自人民，并要不断地被人民去“教导”，按着人民的意愿行事。一个领导人在位几年，干的是好是坏，必须要由人民作出评判，不能听其自吹自擂。并且领导人在干了一阵子之後，是继续再干几年，还是让他拍拍屁股走人，也需人民说了算。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取得了近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进步。可几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太深。仍有不少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作着皇帝的美梦。薄某人在他的“红色根据地”重庆建立的红色政权，以及一系列“唱红打黑”的举措，便是其日後登基，建立其独裁体制的预演。到时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词，改成“太阳升，东方白，中国出了个薄熙来”就行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皇帝梦没做成，自己也被人从自己苦心经营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重庆请了出来。看来日後只能是坐在冷板凳上，看着人家演戏了。
　　到了当今的时代，任何人想构建神坛，编造神话，让人民顶礼膜拜，最终不会得逞，并成为历史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