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案件指标减少任务量减轻
2008年以前，重庆为中国法学界熟知，仅仅因为它是中国法律界的“黄埔军校”---西南政法大学所在地，是为“法学江山，西政半壁”;2008年之後，轰轰烈烈的山城打黑，注定使重庆被中国法律界铭记。
2008年6月，王立军空降山城，入主重庆市公安局，成为重庆打黑的标志性事件。此後三年，在重庆警方一系列雷霆行动中，“抓富商”、“逮教母”、“捉内鬼”、“清余孽”将打黑步步推向高潮。2009年以後，涉黑案件陆续进入法院审理，在此期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李庄案。
打黑除恶在多个场合被当时的重庆市委领导高调提及，《重庆日报》也报道了一些国家领导人对打黑的肯定。
微妙的变化发生在今年春节之後，彼时已调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随後被中央有关部门带走调查。2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珀访渝时，外界发现，市委领导以往接见国内外嘉宾时必谈的“唱红打黑”没有成为会晤的谈话内容。2月底在北京接受凤凰网采访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多次强调，重庆这几年的工作不仅是“唱红打黑”。
王立军事件後，据悉重庆警方的口风很紧，询问近况都是三缄其口，细心的人注意到，公安局门口的广告牌上，仍然张贴着鼓励群众举报的打黑除恶海报。
一位接近重庆市公安局的学者私下表示，自从王立军调离市公安局之後，重庆警方的任务量减轻了一点，尤其关於治安类的行政案件指标少了一些，应付检查也比以前少得多：“总体来说办案更务实，虚的相对少一点。”
红歌圣地“躺着也中枪”
在薄熙来倒台消息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一条有关重庆唱红的附有告示牌的照片曝光於论坛中。该照片显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发出告示，其文辞和逻辑之奇妙，可与重庆当局一个月前宣布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接受“休假式的治疗”的告示并驾齐驱，异曲同工，显示了重庆市政府写手的非凡文字才能：
“近段时间，周边居民多次向我处投诉，反映人民广场白天唱歌以及夜间群众舞会声音过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和休息，强烈要求我处遵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於加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和重庆人民广场管理的通告》......规定，对人民广场影响周边居民以及他人休闲、旅游观光等行为加强管理，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共同打造人民广场良好、有序的休闲、游览环境。”
换句话说，当年薄熙来所推动的“唱红”运动已经被重庆市现任政府属下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认定为扰民、违反民意、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重庆的唱红歌圣地之一重庆大礼堂广场可谓“躺着也中弹”。过去几年，重庆大礼堂是唱红歌的圣地，2011年6月还有万人放歌大礼堂的大型表演。广场禁唱红歌的消息由此引发联想，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
3月19日，薄熙来被免职第四天的大礼堂广场并没有这块告示牌，广场的树阴下一如既往地坐满了休闲娱乐的老年人，聚集了最多人的一棵大树下几个老年人正在吹拉弹唱，自备的音箱将他们的小型演出传送出去，与整个喧闹的广场融在一起。
周围的市民说，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人在广场的那个角落吹拉弹唱，曲目无非就是那些人年轻时代的怀旧歌曲，当然有一部分是红歌。过去还曾有过很多单位组织过红色歌舞表演，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看到了。
电视台复播商业广告
3月15日晚6点半，很多重庆市民将电视频道锁定为重庆卫视，收看《重庆新闻联播》。如果不是为了获得重庆的官方消息，他们不会收看重庆卫视，他们已经许久不看这个频道了。“红色频道，节目不吸引人，这一年多来几乎都没什麽人看了。”有重庆市民抱怨。
30分钟後，细心的观众发现，重视卫视上出现了久违的商业广告：一条华夏银行的，一条诗仙太白酒的。
网络上很多人感慨重庆卫视应变之快--曾经正是应重庆市委领导的要求，三度改版，定位红色，取消商业广告。这次，市委班子调整次日便复现商业广告。
2011年年初，重庆广电集团正式对外宣布，重庆卫视将着力打造省级卫视“红色频道”，改版後的重庆卫视实施“一不二减三增”--不播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包节目播出量，且将电视剧清出黄金档;增加公益广告片、城市宣传片和一系列红色文化节目。
此後，重庆卫视的收视率大幅下跌，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重庆卫视的全国收视率仅位於省级卫视第23名，处於中等偏下水平。而在此前几年，通过对电视剧的捆绑编播，重庆卫视的收视率一度进入省级卫视的前三名。
不过，除了跟在重庆新闻联播後的那两条商业广告外，红色频道的地位目前似乎并没有动摇的迹象，每天的《天天红歌会》、《共富大家谈》、《品读》等栏目仍然循环播放，在栏目之间过渡的，仍是重庆区县宣传广告和公益广告。
“小姐”拉客更大胆火锅悄然换上了老油
此外，有记者在微博上爆料：日前在酒店接到性服务电话，对方指业务刚恢复，又称前市公安局长已被免职，声言警方不会再查办，“我们重庆又开始开放了!”而重庆闹市也再现皮条客，公开向路人派发印有性感美女的招嫖卡片;夜总会更公开招聘“思想开放”女员工。另外当地大量不法行业亦全面“复工”。
记者当时问卖淫中介者：“不怕王立军副市长来抓你们?”该名女子反问：“他不是下课(被免职)了嘛!”记者又问：“那一会万一公安来查怎麽办?”对方则称：“没事的，我们重庆又开始开放了!”
另一方面，重庆的火锅店在进入2012年之後生意也开始逐渐恢复起来。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公安局提出要像打黑一样整治食品安全後，重庆的餐饮行业受到重创，其中以火锅店为甚。
重庆当地一位跑食品安全口的记者说，重庆火锅传统上一直在用的老油(反覆使用的锅底油)那段时间绝迹了，火锅空前难吃，而且顾客还得为他们觉得非常不好吃的一次性锅底付费(过去使用老油锅底免费)，火锅店生意惨淡。
“像打黑一样整治食品安全，或者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结果老百姓也没买账，公安局的这种出格行动还触怒了当地的其他食品监管部门。”该记者这样说。
进入龙年之後，随着王立军调任分管科教的副市长，公安局重心开始转移，火锅店生意逐渐恢复，许多店里又悄然换上了老油，即使非常正规的火锅店，也开始提供老油和一次性锅底让顾客选择。
就此体现改革方向?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是被经常拿来比较的两种指向不同的发展模式。如今，随着薄熙来的去职，有人认为“重庆模式”也被宣告破产。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重庆模式并非单纯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去职只是“薄熙来模式”的出局，而并非重庆模式的全盘被否定，尤其户籍改革、保障房建设等具体措施上，重庆确实有其值得称赞之处。“简单地否定重庆模式，与简单地肯定重庆模式一样，缺乏思考深度。”
中山大学学者肖滨曾对两种模式的特徵进行了分析：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差别也就在於上述两个治理机制的搭配不同，主政者的取向不同。两者都试图打破目前的胶着状态，只不过，重庆模式在强化大政府的管理机制。这几年来，重庆实施的唱红打黑、政府强力推动农民进城、政府大力兴建保障房等政策，都指向这一方向。
与之相反，广东模式指向了市场和社会自治。近年来，广东各地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最近提出的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汪洋对於法治的强调，也是合乎上述变革之逻辑的。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取向鲜明的“广东模式”。
也就是说，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试图对目前的混合体制的内部紧张作出回应。区别在於，重庆模式准备通过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广东模式则因应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扩展，推动制度变迁。
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值此薄熙来“跌倒”之际，连同重庆模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显然过於简单。对於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甚至其他可能存在、还没有被人总结出来的模式，不必忙於下结论，更不应一时之风吹草动就全盘否定。无论如何，这样的竞争本身是一件好事，它有助於发现最有助於解决当下中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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