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小住的半月里，竟然在公交车上遇到过两次司乘人员和乘客间发生纠纷。与国内大有不同的是，他们的打架基本不出大声儿，全过程都是在“说”，而不见“吵”。不满意的乘客只是要下司乘人员的工号便扬长而去，一副不愁没地方说理的样子。当时我就想，若是有朝一日在我们的国土上，人们也能这样文明的吵架该有多好呀!不知是这个经历对我的暗示作用还是老天的安排，两年後，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还真就发生了我先前期待的一幕，不过给我的感觉却是五味杂陈。
　　由於北京特有的限行政策，人们每周总会得到一次乘公交上班的机会。好在我的工作性质弹性较大，直接的好处是：至少能避免在上班高峰时间挨挤，外加乘车时可尽兴阅读。不过，在公交车上着着实实地搞上一次“嘴啃泥”，相信此前所有的既得利益都会被抵消殆尽。
　　那是个秋末的上午，按往常的习惯，上车前买了份《南方周末》，30分钟的车程能饱饱地看上两个版。遗憾的是车上虽人少但却没有空着的座位，不过，有好文章能看，站站也无妨。谁曾想，好景不长，才五分钟的功夫，也不知是何原因，司机师傅一个急刹车，整车的乘客都被“筛了煤球”，齐声发出了“哎哟”的旋律。我的反应因为托了扶着杠子的福而比别人慢了半拍，但後果却惨不忍睹。在刹车的刹那，我紧紧地拽住了那个结实的救命稻草，我知道一旦松手，周围无人挡驾，必会卧倒无疑。可刹车的惯性就像是地震的性子，先是小震再是高潮。随着晃动的加剧，我的手掌从紧握杠子也演变成像是和好友掰腕子，我想赢，但却力不从心，再坚持下去，我那副精心修剪的指甲顷刻间被连根掀起必是无疑。瞬间脑子里掠过女排救球的英姿，目测了一下眼前的面积，估计扑倒在地的後果不会造成骨折、脑震荡一类的遗留问题，加上地面没有污物，那就摔吧。触地的刹那还想到了“假摔”这个新名词儿，不过一阵不可控的小痛立即打消了我的奇思妙想。全车乘客的“哎哟”被我这夸张的一摔震住了，比起我的重创，大家也就剩下闭嘴揉胳膊的份儿了。售票员马上从工作岗位下来搀我，相信她也是这次刹车的受害者，不过本着无论在任何时候主人都要照顾客人的原则，她一定是隐去了皮肉之苦的部分，并利用职权给我安排了个我盼望的座位，只可惜此时的座位已不能助我阅读，只能供我疗伤了。可能是我咬牙起身的姿势还不够惨，我只被照顾了一两分钟便要目送售票员回归本职工作的背影了。不过我私下觉得，除了让全车人观看了我动作还算优雅的“嘴啃泥”有点滑稽以外，其实还真看不出有什麽损失。况且，倘若有什麽要到医院处理的问题，公费医疗加商业保险不但不赔，还能小赚一笔。於是也就安稳地坐在位子上定定神好了，这可是我家祖传的方子：在受惊吓的原地找魂儿。
　　一阵沉寂之後，身边的阿姨轻轻拽拽我的袖子：“你怎麽这麽老实，责任不是明摆着吗?干嘛饶了他们?”我下意识地摇摇脑袋，似乎是检查一下刚才的一摔有没有留下脑残或是轻微脑震荡的痕迹，确认没有，自是一笑了之，但看报的心确实被这一摔搞没了影。好了，有了盘算的空间和时间，接着便是有了推进情节发展的可能——是啊，我为什麽就这麽平白无故地摔一跤呢?即使私下里是假摔，动作毕竟逼真呀;我是公费医疗，凭什麽让你们也跟着享受?商业保险能赔的是钱，耽误的功夫、扎针的疼找谁算去?况且真因为这个跟头落下点毛病，到时找谁谁会认账……看看离下车还有三站，估摸打个小官司的时间足够，便径直走到刚才扶我的售票员面前，不紧不慢地端出了我的“诉讼请求”：“对不起，我觉得还是给我写个字据，证明一下你们行车时操作不当造成我摔倒的情况为好。”显然，对我顷刻间能从容地直立行走和拗口的要求，对方有点措手不及：“我不是跟您都说对不起了嘛?”我答：“我觉得这还不够。”售票员瞳孔里释放出的惊异让我想起《农夫和蛇》的故事，而对方坚定的一句“开不了!”显然已经把这个案子做了单方了结，并证实了人家的确已把我看成了那条冻僵毒蛇的猜想。既然角色已定，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演。心中一面暗自嘲笑着对手的一厢情愿，一面胸有成竹地回身望着车厢里刚才看到我表演嘴啃泥的观众，特别是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那位曾拽我袖子的阿姨，而我能看到的却是“阿姨们”给我留下的一个个後脑勺儿!这个结果超出了我的想像。看来，我的帽子不可能接到人们扔给我的铜板了。而此时本该生气的我不知怎的，脑袋里反倒蹦出小渖阳那句诙谐的台词：“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於是乎，此次的表演又添了个模仿秀的环节：“你们不出证，我就去控制车门，当然你们可以报警。”家中书柜里那张发了黄的、能证明我曾经在法学专业泡过的毕业文凭是我如此口不择言的原动力，而我的音量也确实如在伦敦听到的那样——很低。正如我料想的，一分钟之後我就拿到了那张字迹歪七扭八却措辞严谨的证词。庆幸的是，直到半年後的今天我也没能用得上它。而为了纪念此次维权行动的成功，我把它夹在书柜中那张发黄的法学文凭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