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汪之争，被普遍认为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和王立军事件成为此次记者会预料之中的亮点，而这两个问题都是由外国记者提出。温家宝在回答时强调，经济体制欲进一步改革，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暗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在回答最後一个问题“王立军事件”时，直接了当地表达了对现任重庆领导人的不满，并让其必须反思。
此次颇受瞩目的记者招待会首先有新华社记者提问温家宝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温家宝颇为悲情的表示“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後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随後，他以个人能力和当前体制方面的原因对自己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表示“歉疚”。分析人士称，温家宝实际上是承认自己9年总理期间很多工作的失误，但似乎是更多归咎於中共当前体制存在问题，这为他随後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铺垫。但他敢於公开坦诚工作的失误甚至错误在中国官僚体系中已实属罕见。
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温家宝却首先从粉碎“四人帮”谈起，认为中国虽然实行了成功的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还提醒中国的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和平均主义横行动乱的十年，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巩固其对社会和政治严格控制的需要。但同时被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士定义为“极左路线”的十年，“文革”也是代表着中共内部的极左思想。有分析人士称，温家宝把政治体制改革同文革挂钩实际也是表明中共高层一直以来的改革派(右倾)和保守派左倾的思想斗争争议的延续。似乎表明了在中共内部关於政治体制改革斗争的白热化。温家宝在最後谈到该问题时踌躇满志的表示“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此外，他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动向，在中共十八大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也有中国观察人士称，从中国唱红歌以及纪念毛泽东的各种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文革”的东西在中国仍然到处都有，这两年有死灰复燃之势。而重庆这几年的“唱红和打黑运动”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在记者会最後一个问题谈到发生在重庆的“王立军事件”时，温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在回答该问题时首先肯定了重庆的成绩是“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的结果，而成绩前用的是“明显”而不是“显着”或者“巨大”。但话锋一转，要重庆“现任”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这实际是在批评薄熙来领导的重庆高层。但随後温家宝在回答王立军事件问题时用了一大半说辞来讲述文革结束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称由此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观察人士认为，这段画龙点睛的话实际还是在谈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以此否定左派的思想，甚至是对薄熙来所代表的一派予以政治上的否定。
有媒体人在温家宝最後一次记者会後感慨道：“好人也不易尤其身处此位，他说，希望，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他日後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但也承认，因不被理解而痛苦。想想他最近频频触及政改应是希望能有推动，房产调控也手法频出。只是，改革进行过半，如今的果30多年前已经种下。利益集团早已形成，腐败官员、趋利商人与御用文人树立牢不可破铁三角，内部已经金汤一般，要想改革，凭借一己之力谈何之难。除非有着绝对的道德与强力手腕加上粉身碎骨的勇气，借助外力，可以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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