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平连“小康”都达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北漂”小姚也称，自己税前收入约7500元，扣除各种税费後，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生活在北京让他没有安全感。
　　这样的焦虑与疑问，恐怕并非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独有。对许多身处都市，不得不为生活与理想奔波的人们而言，怎样获得一条安全的底线，怎麽达到一种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越来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富裕国家水平，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人均GDP的约40%，比一些富裕国家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这其实也是在说，人们拿到手上可供支配的收入，远远不如GDP的账面数字美妙。
　　另一个与公众消费观感有关的数据分析则是：税收增速高於GDP增速。大量间接税通过商品价格向社会转嫁，税收与物价高度关联，这种大众税，也成为人们日常消费难以承受之重。不仅如此，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哪个话题拎起来，都足以让茶余饭後的谈论变得滞重难言。
　　或许，正是税负沉重，税收富少穷多的逆调节，让人们无法从税负的二次调配中，感受到制度公平，却反而要遭遇隐性剥夺;或许，低福利下的不确定，让人们无法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必需品中，享受到公共福祉，却反而要为之支付额外昂贵的社会成本，甚至要用一生的财富做赌注;或许，权力寻租、行政监管无力、体制上的制度漏洞、从消费到公共话语的权利缺失……凡此种种，也许都是吞噬人们幸福感，加剧不安全感的必然因素。
　　的确，人们可以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多财富，但缺乏福利兜底，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对财富的无情消解，都令“因病返贫”、“一套房子消灭一个百万富翁”的故事，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某种程度来说，“月入7000元没有安全感”，不是大城市里中高收入者的矫情，而是与危机感紧密相连的写照。而对於瞬间赤贫的恐惧，对於福利保障的担忧，对於权利缺失的困扰，则成为当下城市人尤其是中产者疯狂工作与生活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