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的重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脱离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长联系重庆经济工作;6日，王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8日飞抵北京，重庆官方称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新华社通报称“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这是国人最近距离的一次集体围观高层政治，这一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为如下步骤：人际传播——隐喻式网络流言——微博现场报道——重庆官方回应——美国国务院问答——新华社通报。传统纸媒期间虽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动权与垄断地位。
王立军事件所带来的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於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笔者将此称为“穹顶效应”：从广场拱顶、住宅门洞到剧场看台大量采用圆形，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见地平线。
鲜活的现场碎片
“重庆出大事了!”2月2日，网民“孙大泡”的先兆信息获得众多转发，但多被当做调侃一笑而过。
当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称：“近日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工作。”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许多警员被紧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种直接受令赶往位於城南的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大面积的人员调动打开了信息缺口，封锁闹市街区也引起路人反应。
实际上，正是依赖於对上述街区的现场爆料和猜测，使得之前的碎片细节被重新放大。
当晚微博上传出王立军非正常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断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现场警戒、工作组下榻的宾馆等。这不仅体现出移动互联的随手街拍，也体现了新媒体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场特徵。
在“孙大泡”发布微博之前，重庆如同一片孤岛，只见森林难辨树木;但微博将重庆与外地连成一张交织着意见、爱憎的智能网络，个体仅是其中一个结点，当此结点向周围的其它结点传递能量，总能找到基於爱好、兴趣和价值观的另一些与之共振的结点。而领事馆的介入，又将这张网全球化。
纷繁复杂的解读主体越界明显，这不仅利於事件以多层次进入民众视野，也在历史感十足的情况下快速地形成参与记忆，如同一个开放的要案现场，每个人都是刑事侦查员，以不同的渠道获得现场碎片与关键证据，并在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证据材料是王立军的入京机票，为2012年2月8日8时成都飞往北京的国航CA4113航班。这随後获得确认。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三院的病情诊断书，但已被证伪。钓鱼式流言也在支撑大穹顶效应，但前提是获得官方回应。
2月10日23时38分，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首都机场贵宾厅遇到重庆市长後发微博称：“握手、寒暄、匆匆分手。看样子，表情凝重的黄市长是来京办事的，急着回去。”这种无处不在的随手拍与随手贴，不仅回避雷区，而且提供了丰富细节与珍贵素材，成为穹顶极点。
江湖与庙堂两种语系
留意网络话语，可以鲜活地感知真实活动中的街头男女。话语狂欢的背後，形成了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的对立。重庆官方微博的回应值得肯定，但接连失误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军刚刚被送达北京的当日，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一微博发表不久一度被删。13时09分，内容一致的另一条微博发表，两条累计转发约8万多次。在随後的13时38分，致歉微博发表：“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造成微友不便，敬请谅解!”
政务微博引来批判，到底是出於舆论监管的需要，还是发布决策的反覆，尚难知晓。而行文遣词上的争议亦焦聚於两点：一是使用“据悉”;二是“休假式治疗”的表述，网民们从历次公共事件中找来“上联”映照——维护性拆除、轻度型追尾、钓鱼式执法等。
外媒亦对“休假式治疗”这一新鲜的词汇给予极高关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国《卫报》选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medical treatment，合众社则为vacation-styletherapy，日本媒体直接写成“休暇式治疗”。他们亦试图通过这个新词获得更多线索。
显然，在复杂事件中保持官方通报语言的灵活性，可使後续可控机会增加。“休假式治疗”为事件演进留有足够空间，但不是最优选择。这考验每一个正在运作的危机应对体系。
尽管美国驻华大使馆、驻成都总领事馆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态。美国国务院的通报於2月9日即时转入中国：王立军以重庆市副市长的身份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会面为提前预约好;事後王离开领事馆，“出於他的自愿”，且离开後双方再也没有联系。
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回应，王立军造访美国领事馆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平静地获得解决”。
通过直接转贴或编译海外报道，是扩大穹顶的方式之一。基於网络工具的便利，外文阅读已不存在障碍，这对於内容审查却多增了一道难题。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锐的外媒也并未抢得先机，反倒是大规模援引中国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体，中国网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转内销”惯例，亦可谓进步之势。
王立军在领事馆究竟见了哪些人，谈论了哪些话题，至今未获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应，大致可以断定王立军应该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间抵达领事馆。重庆到成都有两条高速路，最快车程三个小时左右，且好於航班的不确定性。
抢食热点红利
2月9日晚间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网民分秒必争地刷屏，只为三个字：王立军。据监控数据，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为220000000，超过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悦悦事件)，并将今年以来的PV均值拉升至201038400。
这也是中央级官方媒体，第一次通过新闻预告的方式参与微博热点红利的抢食。
是夜20时55分，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提醒关注头条新闻，“谁不关注谁後悔”，多条评论点明官方将回应王立军事件。21时14分，人民网通过新浪微博佐证：“今晚人民网将有王立军最新动态，请时刻关注人民网滚动新闻或人民网官方微博。”华龙网、新华聚焦等微博紧随其後，做出类似预告，但已失去先机。
尽管人民网保持了对网民的零关注，但因此预告它一举收获了超过10万的粉丝。是日22时58分，新华社通稿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於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後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由於预热不同，新华网即使占据首发优势，却逊於人民网的传播意识——提早预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徵是重大新闻的“微博体”化。
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业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获得更多细微的资讯。比如新华网当夜关於此事的通稿标题，按时间顺序分别调整为《王立军私自到美驻成都领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王立军到美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就王立军事件答问》。若非第一时间截屏并分享，这些细节很难察觉。
从旁观者来说，当舆论场域高度聚焦时，发表有价值的事实或观点即可获得广泛关注;而当事者本身，则可进行及时、准确与高效的舆论引导，以扭转自身所处的被动状态。
实际上，除非当事人、领事馆或新华社这样的信息垄断者，否则即使是最优秀的媒体，亦很难在这样特殊的事件中获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为信息的集散地与炼丹炉，一个穹顶所在。一条敏感新闻的出现，正是一个网络式的群体建构的拼图过程。
在类似事件中，言说权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权，倘或审查仍然是不可舍弃的制度，那麽传统媒体尤其是官办纸媒，其权威性正在消解，舆论制高点的地位亦在丧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导与辟谣的实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网络这类既经济又及时的传播工具。
在社会转型中，互联网工具将再次推波助澜，社交媒体的组织功能亦将凸显，商业力量已先於政府部门通过资本(投资社交媒体)和营销(传播价值观)走出一步。这种趋势不可逆转。
避免递罪，呼吁透明
从类似事件观之，社交媒体虽然不足以影响或改变事件的发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趋，一目了然。把握并能运用这种信息传播规律，即是舆论优势。官方在应对之时，应避免“递罪”现象的出现。
所谓递罪，是指存在多个、连环的错综行政行为，一旦第一个环节存在违法违规行政的错误或犯罪，由此之後的任何一个环节将自动采取制度性护短的决策和行动，於是公权力针对公民权的侵权劣举将在连环谎言的包装与护卫下得以顺利实施，由此忽视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宣传部门的控制能力并提出新挑战：一、微博等社交网络的速度、不可预见性、丰富程度，都在挑战官僚系统的能力和反应速度;二，党政部门甚至政府官员直接开办的网络ID，实际上在改变宣传部门的内部工作结构。当党政部门直接在网络上发言後，其内设的宣传部门工作方式发生变化，宣传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後者应当积极引导、配合社交网络，通过及时有效的回应来加强信息透明，才能继续维护稳定。
回到王立军事件本身，正如经济学家茅於轼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开，让公众监督。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官方做了极简单发布後，已不再提，显然想淡化这件事，但是做不到。“为什麽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这个习惯吧。爱这个国家，就帮它变得坦然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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