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杀害，犯罪嫌疑人是死者妻子的哥哥。据其交代，因多次找王伟国要求调整儿子的工作单位未果，心生不满，遂对王伟国产生报复念头，行凶杀人。
　　做官有风险，周遭要谨慎。但谁又能想到，一位副市长，最後竟然倒在自己妻兄残忍的双手之下呢?因未能满足妻兄调动要求而丧身，这位副市长让很多人投注了充满同情与敬意的目光。当然，除了唏嘘慨叹命运如此诡异无奈，也还是有人由此联系特定的官场之怪现状，提出一些质疑与追问。
　　“不给妻兄调动工作的副市长就是好官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这种追问，更多的语境并不仅仅指向这位不幸殒命的副市长，而是基於极其复杂的官场环境与官员伦理进行的人性追问。即便是来评价这位未能满足妻兄私慾而罹难的副市长，也还是不应该局限在这样单一的事件之中，而应该纳入到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下，来审视其整个为官人生到底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
　　不必讳言，评价一个离世者，中国人更加注重使用“良言褒词”。这本身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温良的传统道德伦理。这种评价，很多时候都聚焦在一个人一生中做过的哪些有意义的事情中。当然，这些事，多是好事善事以及对特定时代与社会，有着，巨大贡献的事。反过来说，评价一个所谓的负面人物，也同样如此，有时甚至不惜放大某件错失之事来掩蔽其贡献之处。这样脸谱化模式化的传统人物评价，是不够客观真实的，带着太多的主观意断，很容易走向偏失。
　　这种聚焦与放大，体现在对官员评价上，有时更加明显。人们常说到中国官场潜规则，其实，对一名官员最後後的定性评价，很多时候更能体现潜规则。一个最简单的现象就是，人们看到公开呈现的对官员最後评价，主要就是两种腔调——“好官”与“坏官”。这种区别，外在呈现就更简单了，往往是没有“出事”的正常退休官员，就能获得很多溢美之词的评价，甚至公众还喜欢把很多官员平常退休说成是“安全着陆”。而对“出了问题”的官员，或者进行斥责声讨，或者漠然看着其慢慢销声匿迹。问题是，在现实中，还有太多“庸官”。而且，评价一个人，真的不是一件简单进行“一刀切”的事。
　　王伟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官，当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他拒绝为妻兄调动工作，的确让他获得一定的民意加分。但如果我们换个思维来看，这难道又不是一名官员本应遵守的起码底线吗?在今天，民主、法治、文化、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价值，本就应该成为官员信奉的价值。对一名官员进行评价，也不能再停留在表面的道德判断之上了，更不能背离起码的规则伦理，而应该真正纳入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视角，来通过官场绩效审计，来正确评价这名官员的执致能力与社会贡献。说到底，也很简单，为官一生，为老百姓做得好事越多，就越能被视为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