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韩者认为，质疑韩寒是自己的言论自由，并认为韩寒起诉方舟子，是用法律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什麼是言论自由?法不禁止即自由，只要法律没有规定我不能说，我就有权利说。这也是我们在争取的东西，不要严苛审查，不要小秘书，不要因言获罪，每个人都能随便发表见解，不用恐惧。这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是“权利”。任何一个公民都拥有它，同时也可以行使它来质疑别人，比如看完春晚，我们质疑是录播，是假唱，我们质疑红十字会，质疑蒙牛有毒，质疑各种人事物。
但任何权利，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当权利被滥用时，道义和法律都会起到约束和制衡作用。比如诽谤、人身攻击、洩露他人隐私的行为除了被骂缺德，也有可能面临指控。
如何确定权利边界、什麼情况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被滥用了?首先要釐清的概念是，在言论自由的范畴裡，参与对象是不同的，有公民(自然人)，有公眾机构(如红十字会)，也有公权机构(政府部门)。
每一个普通公民都是自然人。自然人拥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
公眾机构、公权机构中人，首先是责任人，其次才是自然人。这种责任，来自於被公眾赋予的权力，从而產生了明确的权责关係。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契约。
掌握这种权力的人，要向民眾负责。政府被赋予施政权力，公眾机构如慈善基金等，虽不掌握公权，但只要涉及到向公眾募捐，或是组织公眾活动，也等同於被赋予权力，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好了，为了让权力和权利取得平衡，为了让权利约束权力，当一个责任人被赋予权力之后，他所对应的群眾就拥有了对等的权利——质疑权、监督权、问责权、知情权。而责任人有义务去回应群眾的合理质疑，并自证清白。这种质疑——辩论——澄清的过程，正是权利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为了使这个关係尽可能保持平衡，不让权力伤害到民眾，部分不实的质疑、攻击和谩骂、信谣传谣，可以免於追究责任。比如我们上微博，经常看到各种官员的腐败信息，包二奶、滥用公车等等，我们骂得很起劲，但这些信息有可能是被夸大的，甚至是捕风捉影的。但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民主社会的法律不支持公职人员起诉传谣者。所以我们能看到国外媒体随心所欲地讽刺国家元首，传播小道消息画侮辱性的漫画，而元首却对媒体无可奈何。这种容忍，正是民主社会的一大象徵，当然，也是中国稀缺的。
但这是否意味着公民质疑、批判公权的言论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当侵权到达一定程度，比如造成了严重的名誉伤害、巨大的商业损失，言论散播者仍有可能遭到起诉。只是在举证上要给权力方施加难度，以尽可能保证其不迫害公民。
在这次微博论战裡，我看到有些网友用1960年美国沙利文案为质疑韩寒的自由而辩护，简述一下该案：1960年，《纽约时报》刊登一则批评性广告，涉及某警察局长沙利文，他认为与事实不符而造成个人名誉伤害，控告《纽约时报》诽谤并索赔。这场官司经漫长讨论，最后判沙利文败诉。理由是官员的名誉不能以压制公民言论自由为代价，除非能证明对方有主观恶意，即明知信息与事实不符却恶意刊登。这种诛心的假设，沙利文当然举证不出来，於是法院用增加公权起诉难度的方式平衡了权力与权利。
这个案例很经典，它拓宽了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但这并不代表诽谤的行为在道义上可以完全免责，它只是为了让权利最大化而勒令权力做出的妥协。
上述案例，对象是公职人员。若涉及到公共机构，因为其工作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也有义务接受公眾问责、甚至是捕风捉影的质疑。如前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虽然至今仍无铁证证明郭美美挥霍的是红十字会的善款，但公眾仍可嘲讽红会而不用负担法律责任。但这种质疑如果到达诽谤程度，机构也保留起诉的权利。
综上所述，拥有权力者，则有受质疑的义务;没有权力者，则有质疑他的言论自由(权利)。当这种权利造成名誉伤害，本着保护公民限制权力的目的，公民可在一定程度上免於被追究责任。这是民主社会一个伟大的契约精神。
绕了一大圈，说回韩寒。
首先，他不掌握公权，也不负责涉公的项目机构。在言论自由的领域，他和你我的性质一样，都是普通公民。由於他的职业是作家，相当於一个贩卖自己作品的商人。公民消费了商人的物品，有权质疑商品质量好坏、產地真假。但这种质疑和针对公权部门的质疑，权利尺度是不一样的。当公民质疑政府，适用有罪推定，公民可以捕风捉影，政府则需要主动举证，自证清白;当公民质疑公民，适用无罪推定，谁要质疑他，请主动举证，并且必须是铁证，否则受质疑对像没有义务来自证清白。若无铁证还要言之凿凿，则涉嫌诽谤。目前来看，倒韩派对韩寒的所谓质疑，正是这种情况，而且还是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帜。
在争论中，“公眾人物”这四个字被屡屡提起，似乎公眾人物的权利就该被限制，这是一种误读，而且被广泛运用。所谓公眾人物，是受到大量关注的人物，这种关注并不能直接等同於授权，和公共机构被授权运作公共资源是两码事。
在言论自由的范畴，韩寒与普通公民并无二致。他所谓的公眾人物、偶像、意见领袖的头衔，均非他自封，也并不因此掌握更多权力。
不管倒韩派出於什麼样的心态和目的想“把韩寒从偶像宝座上拉下来”，都不能以侵犯公民的权利为代价，此先例一开，形同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先做有罪推定，再罗织罪名，群眾审判集体狂欢。几十年前已噁心过一次，嫌不够吗?
韩寒选择对方提起诉讼，是权利，但效果未必好。因为当方质疑韩时，方舟子是举证方，韩寒无义务自证。然而当韩起诉方，韩就把主动举证的责任揽到了自己头上。学者萧瀚为此扼腕着急，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保护你无需自证清白的权利，你要拿手稿去，就是让人检查处女膜证明你没卖淫。”萧瀚用心可感，可惜在一个不讲理性的社会，韩寒大概只有开胸验肺一条路可走了。难怪萧瀚要叹息公知围攻韩寒是“转基因文革”，实在是一场令人心寒的闹剧。
儘管无聊，儘管令人伤心，但我认为它的社会意义很大，绝不是无聊的浪费。它暴露了国人在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概念上的欠缺，还有就是骨子裡的文革遗毒。微博不是大字报。当公知对韩寒的批判已经荒诞到“肚皮这种词不可能是中学生写的”，我们再不剎车，就要滚下悬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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