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她尝过咖啡，她被苦得笑了起来……
　　每週叁的下午一点，小刘会非常準时地敲我家的门，之后便是她两个小时默不作声地扫除。我插不进手，最好的配合方法就是尽量缩小自己的活动空间，别碍手碍脚。通常就是煮杯咖啡放在电脑旁，在网上閒逛上两个鐘头。
　　我偶尔会產生一点疑惑：小刘会怎麼看待我凝固在电脑前的形象，认为我是游手好閒呢，还是误以为我在勤奋工作?这样的问题当然不会真的问出口，可潜意识裡却也不甘心让人家当我是条懒虫，抑或是“暗示小刘不要动摇劳动最光荣”的小心思也在其中，因此会偶尔干点擦镜子之类的事，可结果往往不如所愿，并总会被她映在镜子裡模糊的浅笑否定掉。
　　小刘断然不知，她那个笑一度使我受伤，就像是个评价我笨手笨脚的符号，我甚至觉得自己若是没有职业盔甲的庇佑，一百个我也抵不过一个她。直到有一次她怯生生地走到我的身后，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她在网上订两张回家的火车票，我的自信心才被领回了家。整个下午，我像是接到了个能赚钱的大项目似的干了起来，比起完成知名刊物约稿的劲头儿一点不差。小刘也像卸了块大石头似的，擦地板的动作都优美了许多。和往常在电脑旁的蜷缩不同，我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看地图，查车次，打电话给订票热线，找同事取经;直达、曲线回家，铁路公路混搭，无所不用。两小时的工夫飞一样过去，小刘的扫除已经圆满落幕，我如数付账，她轻鬆接过;而我高精尖的“技术活”却还是个仅完成了申报环节的课题，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订票不成功”无异於曾经被我擦花的那面镜子，不同的是，往日宽容的浅笑此时被小刘眼角充满感激的鱼尾纹代替了——这是她付我的工钱!我岂能无功受禄?於是不甘心地回敬：“把身份证号给我留下，我再试试，有信儿给你打电话。”
　　之后的一周，为了那张给小刘签发的“支票”能兑现，我动员了全家的力量，挑选电视上说的夜深人静的黄金时间在网上劳动着。眼看着春节临近，支票过期已成定局，我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小刘，说明了“镜子为什麼被擦花了的原因”。她说：“没事!不回去还能在北京多挣点钱呢。”我赶紧接了话茬儿：“没错!我们也没搞到去叁亚的机票，想是也出不了北京了。”明知这种诉苦对电话那边小刘两口子的失望没什麼大用，但为食言付出些“可怜相儿”於我的失败却不乏是个小安慰。而偏偏让我没想到的是，次日，孩子他爸却把叁张去叁亚的机票交到了我手上。我没来得及高兴，第一时间给小刘发了短信，当然不敢实话实说，只是委婉地告诉她：我们春节期间的週叁都要去串亲戚，就不打扫卫生了。
　　大年初叁，午饭过后，正在亚龙湾的沙滩上打盹儿，悠扬的手机铃声吵醒了我：怎麼是小刘的电话?我瞟了一眼手錶，週叁，一点半。怎麼，不扫卫生，小时工还要电话拜年不成?我小心地捧着麦克风，尽量不让海水拍岸的声音传进听筒：“小刘，过年好!有事吗?”“大姐，我在您家门口等了半小时了，您怎麼不在家呀?”可能是听筒不隔音，遮阳伞下的丈夫用狠狠的目光瞪着我，“声光电”一起袭来，此时我的头都彷彿大了几圈儿，像是在对小刘，也是在对丈夫申辩：“我不是发了短信给你，这两周不来我家了吗?”对方委屈的声音所给出的答案却超出我们全家的想像：“大姐，我记得我告诉过您，我不识字呀!”
　　电话的两边出现了长久的沉默，此时潮水的衝击声穿过我的耳膜直达心底，我生怕这声音刺到远在北京的小刘，於是更紧地摀住话筒。人到中年，我会时常忘事，但我坚信这件事不是因为“健忘”，而是“不信”的后果所致。小刘给我家做事十年有餘，我听到过她和家人的通话，她是那麼聪明、周到。她跟女儿讨论过升学，她为儿子寄去手机，同乡还曾向她咨询来京务工的经验，我给她尝过咖啡，她被苦得笑了起来……我搜肠刮肚企图在片刻间找到她识字的证据，但我没能如愿，我只有道歉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