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中国,苹果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招致的是另外一种不满:“一台iPad在美国售价499美元,而每卖出一台iPad的时候,台湾富士康和深圳工厂的40万中国工人只分得9美元!”中国虽然有数量庞大的“果粉”,但说起“血汗”代工厂,几乎所有人又都义愤填膺,极少有人为之辩护。
《纽约时报》以同情的口吻写道,富士康工厂大多数工人每周工作6天,一天经常工作12小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里,许多人一天工资不超过17美元,而富士康让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也成为控诉的理由。其实简单计算可知,富士康的工人按照每天挣17美元,每周工作6天算,一个月可以挣至少425美元,即人民币2680元,在中国这并不算是很低的工资。工人住在宿舍里而不是和配偶住在一起让美国人感到非常不人道,但当富士康工人在“缺乏人道”的宿舍里入眠的时候,中国另一些工资未必低於这些工人的劳动者却宁愿在麦当劳里过夜。
体恤劳动者的辛劳是一种正常的感情,但由此痛恨劳动者“被资本压搾”却显然搞错了对象:压搾只能在暴力和强迫下实现,只要没有暴力和强制,人就不会白白受苦,许多在旁人看来的痛苦,实际上已经是对当事人境况的改善。
手拿iPhone、iPad、MacAir,在网上敲击怒骂血汗工厂的文字,这是多少“果粉”的快意人生?全球新生产体系本是市场本身的力量促成的,与所谓“资本压搾”没多大关系,但很多人就是不愿意面对产业升级、转移的现实,乐意挥舞道德批判的大棒。
当美国的企业家发现日本工人比美国更便宜,他就把生产放在了日本,当企业家发现印度人是能接受更低工资的接线员,他就将呼叫中心设在了印度。更奇妙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迁往国外,滋生的优厚利润却同时孕育了新工作的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变成了资本密集型,一百多年前,美国是纺织业和服装业大国,几十年前,美国是钢铁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但现在,美国是技术、金融和管理的大国。
遗憾的是,多数的人选择相信道德批判,而不是市场演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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