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专访时，高晓松梳理了自己“在里面”六个月的生活，还表示决定远离过往的那些张扬、膨胀和不靠谱，“一个从小被惯大的名校生，20多岁的膨胀可以被大家原谅，但这种人在40多岁的时候应该担当更辽阔的使命，做一个名校生应该做的。”
这一切，正如高晓松在歌中所写的：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後的最後，是我们在走。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
记者：你曾说，希望出来之後生活可以慢下来、不想一再“被消费”，现在你觉得做到了吗?
高晓松：还好吧。因为你在这个名利场里自己都消费自己，别人当然也消费。我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消费我的作品。
我比较倾向於以报恩的方式“被消费”，如果你对我非常好，那你消费消费，我也配合配合。比如《大武生》时期的支持，以及其他让我觉得很温暖、不离不弃的人。其实回头看，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媒体对我也很好，没有往死里打，包括围着我们家、堵着机场也都不是负面恶意。刚出来一两周有点忙乱，因为我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也能控制住节奏。
记者：大家对你庭审时道歉的态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对你的印象是游吟诗人，比较自由散漫。
高晓松：我经常後怕，幸亏老天爷在这个时候给我刹住车，追到人家尾上。要真是给人撞伤、撞死了，赔钱是另外一回事，你心灵也受不了啊。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个人，而且做艺术的人内心其实很柔软的。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为我太后怕。老天对你好，你不能认为自己没做错。再加上我是特别信“出来混，早晚要还的”，我那几天的感觉就是终於要还了。那就一起都还了吧。
记者：你觉得自己要还的是什麽呢?有人觉得六个月判到顶有点重了。
高晓松：有很多人跟我说量刑过重，我说，我以前也干过好多不要脸的事呢，不要脸虽然不能判刑，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干过很多不要脸的事。我觉得就该判重点，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债这次一起还了。
记者：判之前你紧张吗?
高晓松：不太紧张。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会重判，律师说可以跟法官谈判，因为血液化验单上三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我说，你不用去弄那些事了，他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惩罚或者叫“救赎”都是应该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会听从律师的，咱们能减多少是多少，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不就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了嘛，有点太小气了。而且最後真是在里面六个月我计划的读书写作都没弄完。
我後来跟所长开玩笑说，要是再住几天交多少钱?所长说，反正国家给你们一人一天16块，纯属国家补贴，你还是别花纳税人的钱了，你出去吧。
用神奇感削弱绝望感
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记者：进去前想过将要面对的具体生活吗?
高晓松：我当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麽样、能不能安静思考。反正来什麽面对什麽呗，即使里面是“躲猫猫”“洗冷水澡”，那也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男子汉。後来我进去里面有几个大哥跟我说，晓松，在外面牛逼的人，在里边也一样牛逼，在外边是个怂人，在里边也是一个怂人，你不用担心。我说我本来也不担心，我都40多岁了，我还会怕在一个地方变成特别傻的、天天被人欺负的人吗?而且我还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小涌动：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麽样子，有些什麽人。
记者：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刚进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论资排辈，谁呆的时间久谁就慢慢蹭到门边上去。这个呼噜响，那个有口臭，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这神奇，这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慢慢就好了。
记者：最初的不适感和“神奇感”过去之後，後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你更习惯於发呆还是思考?
高晓松：我是一个非常不爱主动思考的人，艺术这东西没法思考，艺术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就彷佛站在辽阔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经有一个月都没跟同屋人说过两句话，把人都问完了，干吗的、什麽背景、犯了什麽罪、他怎麽生活的，到第四个月，我已经没兴趣问了。
来回来去就是这麽几种人：偷摩托车的中学生、卖发票的、行贿的大款、受贿的官员。以前你觉得社会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後发现也就那几个角落，没多少神奇的人。後来我就开始翻译。
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
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
记者：你在里面写东西，有笔吗?
高晓松：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没有枕头，没有被单、床单，因为那些都能杀人。把褥子卷一点到头上就当枕头睡了。里头没有任何插口，怕你触电。能自杀和能伤害别人的东西都没有。笔也是只有最柔软的笔芯，刚开始特别别扭，後来我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
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记者：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用水做沙漏。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表，几点了，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说现在几点。
记者：这些是你带进去的创意还是本来就有?
高晓松：都有。里面人的智慧无穷，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鲁宾孙在无人岛都能生活。我还有一个钱包，是老犯人走的时候留给我的，用包装袋做的，非常精巧，但里面没有钱。我半年後再见到人民币和美元，觉得比我想的面积大很多。
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
很长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时都会热泪盈眶。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记者：家属去探望你时，你是什麽感受?
高晓松：家属每个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妈都来。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亲生的。
记者：你哭了吗?
高晓松：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我女儿说，爸爸你什麽时候拍完戏呀?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六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一想到女儿，你觉得两个礼拜都很长。我大概就哭了那麽一次。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首先，聊到老婆会热泪盈眶。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这点让我挺感动。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我也特想我老婆。年轻人没什麽可想，年轻人在里边自得其乐。
想起他们，心里很难过
我说，出来後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我出来後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你怎麽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
记者：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多少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学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学大学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没什麽大问题。
有一点世界观的问题，但我也没办法，这不是监狱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跟小孩讲，你出去别偷了，可以干点正经事。但年轻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轻人坚定地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没钱，我有钱就没有罪。里边的年轻人基本清一色是这麽想的。每个人都说，我出去当然偷啊，那我能干什麽?我只要偷多点，我有钱了我就没有罪，你看有钱人被抓进来了吗?都是我们被抓进来。所以我没办法说服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挺难过。
记者：你在里面会给这些年轻人教一些什麽吗?
高晓松：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做学术的知识分子比较封闭，做艺术的人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愿意接触更多的人。如果真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在里面可能会比较难过。
记者：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有一次我没哭，但有点热泪盈眶。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监狱了。他这手夹着被子、褥子，那手提着一个塑料盆子，50多岁的人了，有点驼背，很绝望地离开了。把他送到门口，我们俩热烈拥抱，我说，我出来之後，一定会坚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来。
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解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给我怎麽适应，对待杀人犯也别怕，怎麽对付他们。我现在每次吃点好东西或者特别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大哥。大哥还在里面煎熬着。
我还看上了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端正，人品也很端正，虽然是孤儿，但是从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个孩子。他犯的罪挺倒霉的。他做服务员，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实在受不了，还两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卫过当吧。他特别老实、勤恳、能干活，我说，出来後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一直怀着希望。
这事儿还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出来後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有歧视，你怎麽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他前两天出来了，我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里不要沉没。
有时候会挺怀念里边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清贫、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单纯。我应该这麽说：即使中国社会有一些坏的习气，但看守所还是最清水衙门的地方。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穷即傻，也没什麽油水。
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
最後一天我很波动，後来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麽怎麽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记者：出来前一个礼拜会为今後的日子规划一下吗?
高晓松：我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我想别太早数日子，数日子有点难过。我特别痛恨七月跟八月，这两个月都是31天。数到还有一个礼拜就不数了，因为要数就得数小时了，我就赶快把没看完的书，没写完的东西赶完，那个状态已经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要被逼着交稿了，赶快写东西。
记者：最後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到了还有一天的时候可能我有点哆嗦，因为我这半年还好，不算很长，里边三四年羁押的人到提前一个礼拜要出去的时候都睡不着觉，然後经常问我外边现在什麽样，我出去能适应吗?在里面，牙刷这麽短套在大拇指上，因为它也是凶器。勺子也这麽短，是软的。我後来回到家拿一个这麽大的牙刷刷牙都不会了，这太大了，怎麽刷啊。最後一天我很波动，我想了很多，我想出来以後我怎麽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後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麽怎麽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表现优越感是一件讨厌的事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卖艺。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记者：如果说到这六个月的反省或者收获，你觉得是什麽?
高晓松：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会成立一个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60岁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岁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坚持只做作品，只做艺术家。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麽钱?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後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有些时候觉得以前怎麽就那麽二呢，明明是一个三十岁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态来造，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特不和谐，这人怎麽书也没少读，但老疯疯癫癫的。
出来以後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低调，一切低调。到现在出来一个多月我觉得还行，不难做到。包括写写微博，跟大家在一起做事情都三思而後行，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也不会低调到违背我性格，那倒没必要，最後不是O型血、天蠍座的北京孩子了。
记者：大家对你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恃才傲物，优越感比较强，你觉得这次经历会改变你的这个特点吗?
高晓松：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你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个优越感，那就是一个挺讨厌的事。我投胎就投成这样了，首先是一个北京人，书香门第，读的全是最好的学校，根红苗正。人家说自己也是四中的，我们都得问问你初中高中都是吗?清华你还得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系四个最好的系。
我一直生活在领先的阶层。我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我在里面回想从前的事，经常把脸捂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也活该还债。我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老婆全家信佛，我跟她说，你可不许求佛任何事，因为老天对我们已经太好了，给你美貌容颜，给我根红苗正，咱该满足了。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生活可能搞错了，这次我小小地把自己的六个月还给生活，总比还别的好。
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於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
记者：狱中体验给你的创作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麽?未来你的创作会以什麽方式进行?
高晓松：我觉得创作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我二十年来就这样写东西。
但心境会极大不同，回想起许多在外面从未想起的人和事，一缕阳光下最淡的往事。我那时常想起李叔同和苏曼殊(均为民国着名僧人)临终说的两句话：“悲欣交集”和“一切皆有情”。你在看不见天空的地方想外面的世界，觉得每个过往的人和事都有情，都是悲欢，都是缘分，都成了远方。你把心肠拿出来慢慢洗，不着急，慢慢的，就看见了。
记者：当重新回到平常生活中，对那些被生活的监狱困住的人，你会说什麽?
高晓松：我无话可说，这两个世界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我会经常发呆，我发呆时，就在想他们。不是怜悯，而是流放归来的人对远方的牵挂。
记者：在自由被禁锢的时候，你如何看待自由?在生活变规律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散漫?在必须手写的时候，你如何看待机器?在看不见月光的时候，你又如何想像和描绘月光?
高晓松：里面的每个人都说，愿意付出全部身家包括性命，去换回自由。原来我觉得自由是属於知识分子的一个词，在里面，文盲也会喟叹自由。其他的，规律还是散漫，手写还是机器，在自由面前都不值一提。至於月光，其实即使你看得见月光，你描绘的也是心中的月亮。
记者：除了《如丧》和《昔年种柳》两部即将出版的作品之外，你在电影、音乐上的新一年工作计划可以透露一些吗?
高晓松：会开自己的作品音乐会，我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人愿意静下一个晚上，听听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音乐还会做，电影还会拍，但是会珍惜，做些让自己能热泪盈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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