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顺利通过电影局审查的第二天，冯小刚两手沾着颜料，猫着身，躲在工作室里画画。不断有人恭维他：“这片儿不错!”但他脸上却无笑意。
他是有些失落。从1993年起，冯小刚和作家刘震云就琢磨着把小说《温故1942》拍成电影，三度启动，都因故搁浅。他甚至一度悲观地认为，这部电影在自己身体允许的时间里，都未必能拍成。当剪完电影的最後一个镜头，做完混录，冯小刚问身边的人：“这个电影咱们就完了吗?”别人答：“反正该我们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作为影片编剧的刘震云给电影《一九四二》兜了个底：影片真正的主人公只在结尾露脸了35秒，是个小女孩，之前135分钟都是铺垫。
小女孩出现时，画外音说道：“15年後，这个小女孩子成了我娘，没见她流过泪，也不吃肉。”
缘起：幽默是生存的秘笈
动手写小说《温故1942》之前，刘震云并不知道自己是灾民的後代。
他与1942年的相遇，纯属偶然。刘震云有个朋友叫钱刚，曾经写过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1990年，他计划写一部中国近代灾难史，从20世纪开始写起。在这个从不缺少灾难的国度，他很快就找到100个大灾难，且一年一个。1942年，就是河南的大灾荒。
钱刚跟刘震云聊起这个计划时，後者完全不知道这场灾荒饿死了300万人，甚至对300万人究竟有多少都没概念。钱刚便举了一个例子：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死了100多万人;而1942年河南的受难者，好比三个奥斯威辛集中营。
1993年，刘震云动身回河南老家，开始调查此事。他先找到自己的外祖母。外祖母想了好一会儿问：“1942年是哪一年?”他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又问：“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刘震云发现一件更震撼的事：1942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後代，似乎都遗忘了这场灾难。不过是50年前的事，为什麽这个民族就忘记了呢?
於是，他泡进图书馆，把1942年的《河南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都找出来，进档案馆查延津等县的县志记载，还看了当时国外记者白修德、谢伟斯的书，以及当时一些牧师留下的资料。
把打捞起来的这些史料，再摆在那批1942年亲历者的父老乡亲面前，他们的脑袋开始转动了，开始告诉你，人怎麽饿死的，以及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
如果换成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可能会问：“我为什麽会死?谁把我饿死的?”但刘震云的乡亲，既不追问侵略者，也不追问政府，还给世界留下最後一丝幽默：老张要死了。临死前，他想起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已经饿死了，他觉得：“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我值了!”
这样的幽默，可能比追问更悲痛。而遗忘是因为，灾难发生得太频繁。“当灾难频繁发生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严峻。用严峻对付严峻，严峻就变成了一块铁。当你用鸡蛋去碰铁的时候，鸡蛋就破了。但当你用幽默对付严峻，严峻就变成一块冰。幽默就是大海，当严峻这块冰掉入大海之後，就被融化了。”刘震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内心的震撼，远甚於得知300万人死亡的事实。用幽默的态度对付灾难、对付死亡，是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笈，也是刘震云写作小说《温故1942》的缘起。
相遇：球传给中场插上的人
没看刘震云的小说之前，1942年对冯小刚没有任何特殊意义。
彼时的冯小刚还没拍过一部电影，同年出生的刘震云叫他小冯。1994年，冯小刚和刘震云一起参加北京青联会议，其间斗胆问了後者一句：“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温故1942》拍成一部电影。”
刘震云说：“不着急，让我再想想。”在他看来，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回绝得很委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还需要时间提高认识。”很多年後，刘震云回忆说：“其实这本小说如何能改成剧本，我当时心里完全没底。”
2000年元旦後的一个晚上，从河南老家回来的刘震云，来到冯小刚家。两人喝光冰箱里的所有啤酒後，刘震云郑重其事地说：“我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为什麽要把这个礼物给我?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这片的最佳人选。”冯小刚问。
“我们确实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启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正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刘震云答。
冯小刚立马动手。他邀请电影圈的朋友、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几乎每个人都在泼冷水，比如这是部好小说，但没办法改成电影，没情节、没人物、没线索，不具备一部常规电影的要素。冯小刚和刘震云两人坐在树阴下，沉默了很久。
刘震云问：“还干不干?”冯小刚说：“干!”
“好。我们一定能想出一个方法把这个剧本弄出来，但今天我们两个人在房间里是做不出来的。”刘震云讲了一通方法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特别笨的人。聪明人知道抄近路，不做无用功，所以聪明人就找另外一些聪明人，在屋子里头脑风暴;笨人就是把每条有可能走的路都走一遍，然後才知道，哪些是走不通的。
刘震云和冯小刚就走了笨人这条路。两人成立了一个采访组，开着车，沿着灾民逃荒的路线走，一边找人采访、聊天。华谊打算出资3千万来拍摄该片，两人一上路，资金就启动了。
让冯小刚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路上遇到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90多岁了，是个看守教堂的人。她说，她家里有个二叔，在逃荒时躺路边奄奄一息，一个灾民跑过来，哗就在他屁股上割了一块肉。他一疼，醒了，说：“我还中，你别割我的肉。”那人说：“你不中了，你救救我吧。”她还看到卖孩子的人家，当妈的不愿意卖，拿起扁担就把孩子拍死了。冯小刚把这个场景放进了电影，但没有让母亲把孩子拍死。
冯小刚和刘震云还一起走了1942年日本人进攻的路线，以及蒋介石的活动路线。2005年，两人重返故地，把路线又走了一遍，前前後後采访的当事人有上百个。原本在电影结尾有个很长的鸣谢名单，因为滚动时间太长，後来被删掉了。
在行走中，电影的人物、线索、故事，才慢慢浮现。
成事：寒风中的石头
和许多人一样，张国立、徐帆、张涵予这些演员拍《一九四二》前，都不知道1942年的河南发生了什麽。
徐帆扮演花枝，她改嫁给一个男人，是为了第二天，他就能把她卖了。拍卖人的那场戏，徐帆指着冯小刚的鼻子骂：“你现在怎麽就变得这麽恶心，这麽做作啊。你干这个有劲吗?别人说什麽，你就跟着去了。”
徐帆和冯小刚产生激烈的分歧，是因为冯小刚要求她在这场戏里，一定不能煽情。徐帆不认可，她不管什麽表演方法，她首先是一个人，她自己也是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要把自己卖了，从此母子、母女天各一方，可能再也见不到的时候，“你让我不难受，不让我哭，这不是人啊?”
冯小刚花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徐帆，为什麽要克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灾民的感情特别粗糙，每天都在死人，她已经麻木了。摆在她面前的不是死，就是活。你卖了自己，能够救活自己，还能让两个孩子有东西吃。生存的希望，能够压过分别的难过。
刘震云认为，逃荒人的情感，应该是寒风中的石头，不是西湖边的杨柳。人在饿的时候，没有那麽多复杂的情感层次，就是非常简单、直接、粗暴。“人在肚子吃不饱的时候，什麽东西都敢吃，什麽事情都敢做。”刘震云告诉记者。
在刘震云眼里，就没有一个好人，包括灾民。小说里，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有自己的利益落脚点。他对这个民族非常悲观，不知道心疼灾民，还写了很多灾民之间黑色的东西。而冯小刚就觉得，作为电影要有一个整体的落脚点，“灾民再操蛋，他也是你电影里最值得同情的人”。
每隔一两年，刘震云一有新想法，就把本子拿出来改一稿。拍不拍都无所谓，修改只是对得起自己。最初的剧本里，刘震云还保留着作者立场：里面有一个现代人的角色，在调查1942的事情，就像日本电影《望乡》里的女记者。这个人物越看越讨厌，刘震云觉得，1942年当事人面对事实的态度最重要，作者最好没有态度，於是这个人物就被拿掉了。
2011年，电影《一九四二》再度被提起，还是因为王朔。那时，冯小刚轻轻松松拍完《非诚勿扰2》，四两拨千斤，用四五千万的投资，为华谊赚了近5亿票房。王朔开玩笑说：“小刚你缺这麽一部，真应该咬咬牙，把《一九四二》给拍了。”冯小刚问：“你觉得可能吗?”“大不了又不行呗。”他说。
斗志又被激了起来。冯小刚先去找刘震云：“你干不干?”刘震云还是当年那句老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他再去问华谊的老板王中军、王中磊，他俩说：“别超过2亿，咱们就干。”
冯小刚还是不放心，又问了几个朋友，王朔则为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你也别担心赔了，万一票房不好，我下面再给你写一个喜剧，来背这个片子的债。”
冯小刚对记者说，《一九四二》能成，全仰仗遇到了这些厚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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