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莫言在瑞典的诺奖演讲，就知道了他为什麽成功。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辍学，一个人孤独地在草地上放羊和冥想;後来又混迹於民间社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传说，并铭记在心。
　　虽然这样一段经历使莫言至今感到痛苦，但却使他摆脱了更糟糕的境遇。这就是与其他孩子一样，受所谓的“正规教育”。正是这种教育，成批量地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使他们变成平庸之辈。而这一转变，正是我们社会沾沾自喜的“教育成就”。这种“教育”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垄断了知识，凡是脱离了它这个体系的人都被认为是“没文化”;它认为世间只有一种它规定的文化准则，鄙夷乡间还残存的丰富的文化宝藏和万物有灵观念，甚至认为这些都是“落後迷信”;它认为凡事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摧残富有想像力的年轻的头脑，反而把熟背标准答案的人视为优等生。
　　谢天谢地，莫言辍学了，使他成为这个制造平庸的体制的漏网之鱼。他在孤寂中与自然对话，让思绪如白云自在飘扬;他於是受到了天启。类似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莫言身上，也不只是发生在文科类教育领域，也不仅在中国。据说牛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英国爆发了“黑死病”，学生们被谴散回家。然而，就是在这闭门索居的18个月中，他的头脑无拘无束，思想纵横驰骋，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为他的三大贡献，微积分，万有引力和光学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科学界的天才却没有这麽“幸运”，他既没有辍学，也没有碰到“黑死病”，而是上了苏黎世工业大学，因此他险些没有成为我们後来知道的“爱因斯坦”。他回忆道，学生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後的考试以後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只是由於这所大学已经比当时其它的大学更少强制的考试，以及爱因斯坦经常逃课，只是看同学带回的笔记，他才较少受到折磨。
　　爱因斯坦後来感慨说，“现代数学的方法，竟然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实际上，那些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逃课的同学们心中的幼苗，以及成千上万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学习的学生们心中的幼苗，已经被扼杀了。在人类精神领域，自由不仅意味着探索的无限可能，而且意味着探索的人心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