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同在中国和美国，都出现了校园杀戮案：在中国河南，有22名学生被人砍伤;在美国，也是有22名学生被枪杀。可是，面对同样的灾难，两国政府的反应却是截然相反：中国的做法是，极力封锁消息，政府不做任何正面回应;美国的做法是，全国哀悼，总统为之心碎和落泪。当然，不同的方面不仅如此，在中国，学生遭杀害时，没有多少人挺身而出，而在美国，却有四位老师为保护孩子而牺牲，其中包括他们的校长。更为可笑的是，封锁自己国家灾难消息的中国，对美国出现的遭难反到是幸灾乐祸，把它作为新闻的头版头条。对比两国对待灾难态度的不同，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已经跃然纸上了。
　　相同的灾难，不同的态度，孰优孰劣，当是一目了然了。在一个不尊重生命，不关心生命尊严的国家，生命如同草芥，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任何生命的灾难，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漠然视之，政府更是讳莫如深。胡适曾说，“有政府比无政府好，好政府比坏政府好”。所谓的好政府，就是道德的政府，或者说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政府，所谓的坏政府，就是建立在利益和暴力基础上的政府。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政府，它就尊重道德，尊重民众的生命尊严;建立在利益和暴力基础上的政府，就视民众为草芥，把民众看成为政府谋利益的工具，却不关心他们的生命尊严。一般而言，民主法治的政府大多是好政府，专制人治的政府大多是坏政府。
好政府防止灾难，坏政府放任灾难，好政府减少灾难，坏政府制造灾难，也正因如此，阿玛蒂亚.森关於民主与灾难的结论值得我们注意：在民主国家，大灾很少导致大量的人员死亡;在专制，大灾很少不导致大量的人人员死亡。
　　一切关系都是相互的，漠视个人生命的政府，也会遭到个人的漠视，尊重个人生命的政府，也会受到个人的尊重。在一个尊重个人生命尊严的国家，根本不需要提倡国民去爱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爱国的;在一个漠视个人生命的国家，再怎麽提倡甚至强迫人们去爱国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政府的作恶让他们无法再去热爱他们的国家了。由此不仅想到小说《围城》中的，“我爱国，国不爱我”的感叹，可想而知的是，在一个“国不爱我”的国度，“我的爱国”怎能普遍而持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