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退二十年，没有谁能够想到，从胶东半岛的高粱地里，会走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像江南style一样，让洋人见识了东方文学的「他者」。他的得奖，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村上春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麽正确和鸡蛋多麽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所说的高墙，指的是体制。莫言固然是体制内作家，重要的不是身体在高墙之内抑或之外，而是心灵究竟属於高墙还是鸡蛋?有些人，在体制外讨生活，却无所不向往体制，以体制化方式思维;而有些人在体制内生存，却尽其所能地翻越高墙，从内部颠覆这个体制。
　　莫言有抵抗吗?当然有。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极大的颠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生存慾望不断挑战人间的既存秩序。这是「自然」向「名教」的讨伐，慾望对文明的反抗，从《红高粱》一路走来，直至惊心动魄的《蛙》。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犹如他的笔名一般，却是另一重形象。最让人诟病的，是去年薄熙来最炙手可热之际，在腾讯微博发表打油诗，欢呼「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在今年，又与百位中国作家「共襄盛举」，手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那一段。
　　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彷佛今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如此分裂的双重人格，究竟从何索解?莫言曾经以经典的莫氏风格作过一幅自画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莫言，只是病态的程度不同而已，谁都没有资格向他丢石头。即便是孙子、懦夫、可怜虫，首先有错的不是莫言，而是让他人格分裂的体制本身。然而，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犬儒哲学的犯滥成灾，且自以为是，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反思，不仅为了莫言，也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