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理性”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非理性的存在,这恐怕是理性得不够彻底。在一个长期处於胶着状态的社会,非理性是一种几乎无法避免的社会心理。当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普遍脆弱的时候,社会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媒体一再地传播科普知识,也会被这些社会群体选择性忽略,一种常见的心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麽,就选择相信最坏的”。这种逻辑就是反正信谣言的成本不高——蜡烛、买盐小事一桩,他们会认为不信而万一传言成真的代价才是付不起的。上述心理,是这些市民生活经验的“总结”,他们过去生活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教训告诉他们,“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於是,吸取“血的教训”,非理性盲从占了上风。
普及科学常识,重启理性精神,从教育的根本入手改变公民的素养,这些都是治本之策,但恐怕是一个漫长而反覆的过程,当下亟待改进的,就是政府方面的信息公开以及提高媒体自身的职业素养。当真相被封锁时,那些杞人忧天的奇谈怪闻反而跑得最快,恐惧的心理反而传递得最广泛,新近的例子就是湖南转基因大米实验的丑闻,按照科普专家们的说法,黄金大米是一项良心工程,其出发点是好的,而总有人存在这样的一种越俎代庖的优越感,便是:“一般老百姓都比较无知,说了你们也不懂,不如不让你们知道。”
嘲笑公民的愚昧无知是最简单粗暴的公共舆论反馈。这种舆论氛围实际上无助於提升公民的理性精神,反而压抑了普通百姓求证求救的需要。真正的理性精神就是,对非理性不再大惊小怪。我们应当了解非理性产生的社会机制,如果充分了解非理性的社会心理根源,认识谣言在一个社会当中顽强存在的基本规律,就会意识到,消灭谣言的理想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不科学。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是谣言传播的程度和范围,却永远无法创造一个没有谣言和盲从的真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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