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李局”的所谓“滥用公权”，主要情节之一是为了包庇其子而“上”了窃听的技侦“手段”。据悉，“李局”为杜绝消息扩散，安排相关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步，先收了给被打交警夏坤换发了新手机，然後实施监控，接下来，凡是与夏手机联系过的电话都分别实施监控，一旦发现其中有媒体人员，马上派人去“做工作”;第二步，对网上出现的相关爆料帖的IP地址跟踪，以此查询到发帖人，进而“做工作”杜绝新帖出现;第三步，调阅与夏坤通过话的所有电话的电话单进行所谓“案情分析”，尤其是分析往来短信，发现其中有李亚力字样立即查询到人，想办法“做工作”;第四步，以安保为借口对手机短信实施关键字检索过滤，发现有李亚力名字的内容便立刻实施监控，然後根据需要“做工作”。我的妈呀，这灭火“私作”做得真是细致又严密，花多少警力与纳税人的钱都在所不惜，这技术手段真够先进的，恰似天网恢恢呀!
李局长之所以能滥用公权，在我看来，从大的背景说，是警权过大，公安局长地位特别重要，调动资源能力超强，若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很容易自我膨胀，自以为可以摆平一切。
说来话长，中国传统社会，官是牧民治民的;建国之後很长一段时间，是专政思维，即使“文革”中“砸乱党委闹革命”，法院法官都没有了，也有“公安六条”治国;新世纪虽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要求将管治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稳定压倒一切”的任务使这种转变进行得很艰难。因此，虽然依照宪法，法院与检察院与政府同属对最高权力机关人大负责的机构，法律与政治地位比政府部门之一的公安局要高，事实上权力排序是却是“公、检、法”，公安系统权力最重。在这种现实中，要公安局长李亚力们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那要有多麽高的“觉悟”和“克己复礼”修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最近讲“宪法的权威在於实施”，资深法律人江平同志讲要“限制警方权力、树立法院权威”的缘故。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弊病之一，就是人身依附关系极强。“李局”滥用公权，是要众多下属配合的!有的是被动配合，如被打交警“夏坤说，作为一名小民警，他本想息事宁人，这事过去就算了。但如果让他写假材料，上面一旦查下来，他就成了包庇。他不想卷进去，可又不肯得罪领导……”;有些是主动配合，甚至不乏想藉机“立功”邀赏的，如“照正常程序，测试仪测出醉驾後应立即抽血，以防止酒精在血液中不断挥发导致不准。夏坤说，当他提出要求给李正源抽血时，他们的带队领导立刻制止;随後，太原市公安局迎泽派出所的一名负责人穿便装、开着便车过来将李正源接走”，“事後，夏坤把当天事发的经过写了下来，交给其所在的大队领导，领导对材料中提到了李正源醉驾和民警身份的地方非常不满，令夏坤将这些情况隐去……”
警察“家丁”化，部属“部曲”化，在薄熙来与王立军案中有鲜明的表现，视部下如家奴，要求不讲原则与是非绝对服从，顺昌逆亡。这种现象当然不仅在公安系统存在，不然怎麽解释已经曝光了那麽多买官卖官的县委书记?他们做这种肮脏勾当没有下属配合，怎麽可能走完组织“程序”?权力高度集中，也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的领导体制的弊病，可叹的是32年了还没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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