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於实践，实践在於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用“立”把“破”做出来

　　记者：听说此次出任部长，挣扎得很厉害。
　　龙应台：几乎所有台湾人都知道，现在所谓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这次出来，所有的朋友都很惊讶。但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否则就没法进办公室了。
　　记者：你说换了位子就需要换脑袋，不怕被人抓小辫子麽?
　　龙应台：如果要少惹点麻烦，我确实不该说，但这就是事实。难道现在我还能以作家的风格来处理政务麽?
　　记者：我理解，这个换脑袋是指思维方式要变，价值理念是不变的，对吗?
　　龙应台：对，中心价值不该变，但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换了位子，表示责任不同，责任不同，表示做事的风格、处人的态度，都必须符合那份责任之重。
　　记者：你认领的那套价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份自信你有吗?
　　龙应台：80年代在写《野火集》时，整部党政机器都在告诉我，你错了。我不言语，但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庶民的权利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社会里都是适用的核心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记者：在野批评，在朝做官，破和立之间，怎样统一?
　　龙应台：最大的考验在於，当初你在野时大力喊“破”，现在你要在权力的构架里头用“立”的方式把当初的“破”给做出来。你得实践，证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证明你的理想并非空头支票，证明你有实践的能力。光有“破”的理念绝对不够。官僚体制有它特定的逻辑，你得顺着那个逻辑走，才能做事。把握权力的分际是另一个挑战，很多堕落都从无法把握这一分际开始。做官的人要慎权，对手上的权力必须有如履薄冰、如芒在背的自觉。

　　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

　　记者：从文化局到文化部，人员从一百多到两千多，这部机器你拖得动吗?还有政党轮替带来的弊端。我留意到你说“要知道地雷在哪里”，这摸雷排雷，是不是很难?
　　龙应台：难度不在於机器的大跟小，而在於它的新跟旧。13年前草创台北文化局时，我是从零开始，它很新。第一天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扫地。然後我找第一个人进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慢慢才有136人。但现在创建的文化部，是把4个早就存在多年的老部会拼起来。这些部会的人有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理念，很可能跟一个新的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有蛮大差距，所以我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内部的共识建立──这是件不容易的工程。目前的文化部，像个庞大的博士班，每天在研读、讨论、辩论、磋切。
　　至於“地雷”，是个蛮大的压力，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政治思维、筹谋算计，本不是我擅长的。但政治里有许多是属於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记者：现在你处於封笔状态，是特意为之麽?
　　龙应台：是。因为我觉得球员不宜兼裁判。
　　记者：从政和写文章，哪个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龙应台：写书是细水长流，从政是剑及履及。香港的社会运动家来告诉我：他之所以会参与社会运动，是因为读了我的书。也有人告诉我：他当了港府的官，在努力推动古迹保存，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小小文章，可以带出两个实践者，力量不能说不大。但从政的效果是直接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记者：写字的人都体会过那种苦中有乐。推动一件事做成，或者令社会向前走了小小一步，有相似的快乐吗?
　　龙应台：不一样。文字写成之後，像《目送》像《大江大海》，它们永远是我的。但从政就要做好准备被彻底遗忘。13年前我在台北做的事情，譬如将很多废弃颓倒的古迹修复成原状，然後转化成美术馆、画廊、音乐厅、艺术电影院──有谁会记得?那些大小成绩，不属於我，最後总是Gone with the wind。
　　记者：这4年你到底能做什麽，心里有谱吗?
　　龙应台：有啊，我很清楚。但现在还不能说。许多事，可做，不可说。

　　不是民主错了，是知识分子的想像
太浪漫

　　记者：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於台湾吗?
　　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记者：南橘北枳。
　　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麽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麽长官说派什麽用场它就派什麽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於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麽多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记者：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到台湾“立法院”里上演的闹剧，漫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龙应台：台湾现在是有一个危险，民众对於政府的信赖感在降低。2000年政党轮替，人民是抱有较高的期待，以为民主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台湾，然後陈水扁让大家失望。到了2008年，民众又有一个期待。到现在，大家对政治好像淡漠了、心灰意冷了。回想台湾自80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於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而且民主确实有用，比如说“立法院”的存在。虽然它给了我们行政部门极大的压力，我常常觉得虚耗的时间太多──花7分的时间去耗，只为赚到3分的时间安静处理政务。但我仍要说：如果没有“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今天公务员对编写预算都战战兢兢，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立法院”这个“找碴部队”在虎视眈眈。(附记：我也亲见一位市民手执家用摄像机，在车站广场拦下交通部长，站在他的对面讲述自己被造路拆房的遭遇，同时对着部长拍摄。交通部长站着听了5分钟，大致听完，交待秘书处理。)
　　美国现在对它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非常多的检讨。我们常常会搞混，检讨跟否定它、不要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人没做好或者做得不够好?
　　记者：最近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专访，你讲到美国民主做得比台湾好，好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毕竟有两百年的经验。他们的选民比我们的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媒体比我们的稳重。
　　记者：你有一段“剥洋葱”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後，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後，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我猜，你是想说，身在其中，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於实践，实践在於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麽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15年、20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记者：你怎麽处理长线和短线的问题?
　　龙应台：长线的，多半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许多大工程──表演厅、大剧院、音乐厅等等，有建到一半的，也有地方政府正在极力申请的。这些是看得见的。但我比较关切的是：建一个5000席位的剧院，请问欣赏人口的培养怎麽做?小学的基础艺术教育做到什麽程度?将来的营运是什麽模式，什麽队伍?表演团队的深耕培养有什麽具体计划?这些看不见的长期耕耘，才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专业的、长期的考虑跟县市地方势力的诉求、政绩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我面临的压力之一。我尽量维持专业的、长期的思维，虽然在民主体制里，这极不容易。
　　记者：这样吧，做一些长期的、播种子的工作，做一些形象工程。
　　龙应台：避免我过早“阵亡”是吧?在政治里头，是需要适当放些烟花，以便换取到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做下水道的工程。烟花後面也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它不是昙花一现。
　　记者：大陆有位很棒的作家查建英，为《纽约客》写过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他身在体制中的矛盾和纠结，题目是《国家公仆》。你会从文化出发，最後却被政治绑架吗?
　　龙应台：台湾的体制和大陆的体制有根本的差别。在台湾，社会、文化界，以及我自己，给文化部的基本定义就是，它是最高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它不为政治服务，而对全民负责。如果你有留意，马英九在今年5月21日为文化部揭牌致词时，亲口说，“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让政治为文化服务。”在那个时刻由他亲口说出那句话，是经过深思的，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