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而在霍尔巴哈眼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在英国诗人拜伦笔下，中国更被描绘成一个美丽的幻影：“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产品”。
看着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而不是普通老外)笔下如此炫目的词句，亲爱的同胞，是不是有些晕乎得飘飘然了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种无知与谵妄了。
启蒙思想家们将十八九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天堂，当然有欧洲人多激情浪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功利性因素——欧洲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急需一种外力作为传统思想堡垒的突破口。而中国文化里恰好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孔子“有教无类”的平等思想、科举制相对开放的人才选拔观念等等。於是，中国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挑战神权的绝好武器。有人比喻说，中国文化之於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结果是“拿东方之火煮熟了西方的肉”，此话虽有自大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可尽管如此，中国文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西方人历来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自然是不屑於“以华为师”的。当专制而又开明的腓特烈大帝在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遭到拒绝後，即致信伏尔泰称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这其中，虽然有乾隆的夜郎自大，但也可看出欧洲人蒂固根深的东方落後论。
这样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中国热”——汉语、孔子、kongfu(功夫)、书法、京剧、饮食……这些中国文化符号，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老外的关注。我们无疑有必要省思：老外是真的认同中国文化，还是更多出於一种猎奇心态?在我看来，答案恐怕更多地倾向於後者。显然，面对发烫的“中国热”，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中国文化征服了全世界。正如不能因为最近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便以为中国文学站上了世界文学的巅峰一样——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无逻辑的。
“中国热”以及莫言获诺奖，说明中国文化正逐步走向世界。但也应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还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甚至根本就无从说起。个中原因恐怕不在於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够，而在於对世界的吸引力不足——诸如京剧、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无疑是有魅力的，然而较之传统文化符号的“繁盛”，则是中国当代文化的疲软，我们从中实在拿不出足够吸引老外的东西。
靠着几件陈年老物，显然很难获得最广泛的市场，尤其是年轻受众的青睐。何况，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也因保护不力或墨守成规，而呈现衰败模样，致使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为尴尬的是，像书法、茶道等传统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反而做得有声有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究竟如何，不妨与最近风靡全球的韩国“神曲”《江南Style》作个比较。这支由韩国“富二代”鸟叔发明的“骑马舞”，不到半个月便席卷全球，各种山寨版、恶搞版层出不穷，各色人等都在尽情地跳，甚至成了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两儿子为老爹拉票的武器。潘基文很骄傲地宣称，“有超过4亿人喜爱并欣赏鸟叔的表演”。而我们近些年砸钱在纽约做国家形象广告、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效果据说还不错，可鸟叔的一阵哼哈唱跳，便吸引了8亿双眼球，我们能不脸红吗?
传统文化“强”而当代文化“弱”，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是向世界所展示的一个完整而有活力的中国。显然，未来中国能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话语权，取决於中国能否在接续传统的前提下，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普世价值的文化符号。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而有必要培养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毕竟无论是“中国热”还是莫言获诺奖，背後都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文化自恋的心态，而与人类文明相隔绝，否则便怡人笑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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