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不断的关注，莫言表示很感动，“但我希望很快过去”。显然，这只是莫言的个人愿望。记者再次探访莫言旧居，相比20天前，老父亲管贻范种的胡萝卜已被游客拔光，原本坑洼的泥土小院也被踩得光溜溜。“现在每天光游客就得二三百人。”二哥管谟欣说。跟着莫言变成名人的莫言二哥一语道破天机，游人怎麽做，都不好阻拦，否则人家会认为老莫家“翘尾巴”。这表达也特有中国特色，因为换成你是莫言或莫言二哥，对於公众集体无意识的过度消费，也只能隐忍不发。
　　这就是莫言的中国式寓言。作为中国作家，他必须把作品与做人分割开来，在理想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看来，这或是人格分裂，但是根植於中国土地上的作家，他又不得不顾及官方、市场和普通民众对自己的感受，甚至是放任人们对自己的过度消费。
　　没有办法，这是莫言的宿命，也是国人惯常的传统积习。正如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为诸侯所讪笑，惶惶乎如丧家之犬，可是孔子一旦为官家利用，人格神化，就成了千古帝王师。只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孔子，而诺奖获得者却有N多，而且只要诺奖还存在，以後还会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获奖者。国人对莫言的国度消费，只能说中国文学偏离世界文学主流太久了，中国文学和中国人对於世界文学的承认具有难耐的“饥渴感”。当莫言突然赢得诺奖时，国人对莫言的一切饥不择食也就可以理解的。当然，这种“饥渴感”并不那麽纯粹，当中也夹杂着太多的功利与私慾，从地方政府到出版社再到普通人，莫不如此。
　　而这，也符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典型特质。所有人都烦躁不安浮躁异常，遇到好事大家一哄而上利益均沾，遇到坏事则众人围观集体鞭挞，社会文化心理相当变异。这种偏离理性轨道的社会文化心理，建构了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的寓言。只不过，这是一种充满讽喻意味的寓言。
　　当局者莫言，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也无奈地蛰伏於庐山之惑中，而不能用冷峻之笔和泼辣直言去挑破。於是乎，他家院子里的胡萝卜苗被盲从讨彩头的游客拔光，只能默认了之。当年《红高粱》电影外景地的几株秋风里瑟缩着的红高粱，也成了众人围观的风景。莫言无奈而无言，偌大中国，也乏有戳破“皇帝新装”谎言的敢言孩童。
　　这股消费莫言的风潮，快点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