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王实味
太太陈文斐几十年后才知道丈夫的死讯
王实味是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後三十五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着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於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後经历了近十年。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麽?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後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他20岁那年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在1937年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着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於“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指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後，“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後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後，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周扬当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像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像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後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最後肯定他自己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於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後来都成了着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在杀气腾腾的批判会上，“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的“愚蠢”之处就在於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麽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麽?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是多麽微不足道啊!对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只知道，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老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後惨死於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着，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他依然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是多麽难能可贵。
《野百合花》
1942年6月11日，丁玲为了批判、否定王实味，彻底划清与王实味的关系，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作家是须要有作品的，王实味除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而外，还写过什麽诗，小说麽?”其实，早在1926年，王实味在学生时代就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中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着)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当然，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在“前记”中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并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个“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麽?”、“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导的是爱和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後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於政治家，艺术独立於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於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於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於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於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因此，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於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於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软骨头”与“硬骨头”
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时，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也创刊了，王实味一个人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短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真名实姓，指名道姓，矛头直接指向他的顶头上司。
《零感两则》的第一则《辨正邪》，居然“危言耸听”地说：“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第二则《硬骨头与软骨头》指出：“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有人在壁报上反驳王实味，他则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予以回击。再次重申“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後，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这是罗迈即李维汉的话)一时轰动延安，三十六岁的书生王实味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去看壁报，甚至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
悲剧的意义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他之後，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
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後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後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後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彷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於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麽简单。在他的身後，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麽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
《野百合花》发表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後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麽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二十岁就入党，译着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麽正常的一件事。他从来都不是什麽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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