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宇：去年4月，我加入了一个QQ群，群里经常讨论热点事件，我参与讨论的第一件就是钱云会事件。慢慢地，我开始转发一些网友的微博。在QQ空间里，我也会转发一些热点事件的图片，然後摘抄一些网上的评论，其实除了标题其他内容都不是我的。
记者：你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麽问题?
任建宇：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很普通的一员，因为大家都在发，都在转。我当时甚至还劝别人，不要发过激的言论。2011年8月17日警察把我带走，後来把我关进看守所，我都觉得自己不会有事。所以我在看守所坚持不剪头发，但结果失望了。
记者：得知被劳教的消息是什麽反应?
任建宇：完了，这辈子完了!我跟女朋友原本计划好一起考公务员回老家，书都买好了。
记者：害怕吗?
任建宇：怕。我以前连劳教是什麽都不知道，只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词。在去劳教所的路上，我问警察，里面是不是经常打人。警察说现在不打人。
记者：在里面主要做些什麽?
任建宇：我刚进去是在整训队，每天上午训练，跑步，站军姿，打报告，让你懂规矩。下午出工，都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活儿。当时做得很不开心，我跟女朋友说，这样做两年，我整个人可能就废了。
劳教女友说我随时求婚
她都回答Yes
记者：你在里面一年多瘦了40斤，是吃得不好，还是精神压力太大?
任建宇：主要是精神上压力太大。伙食还不错，早上吃馒头，两天一个鸡蛋。午饭是两天一顿肉，没肉的时候一个素菜一个汤。但心里太苦闷了，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天天想家里人，想女朋友。
记者：有没有别的缓解情绪的办法?
任建宇：给女朋友写信倾诉。在里面每天晚上7点看新闻联播，然後集体唱红歌，我一般都不会唱，就浑水摸鱼，不出声。晚上8点以後基本上没事了，我就给女朋友写信，每天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写到晚上9点多熄灯。
记者：女友和家人给了你坚持下去的力量?
任建宇：是的，刚进去那会儿很绝望，但每次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对不起他们，让他们跟着受了很多委屈，所以我要坚强。我每个月可以和女朋友见两次面，每次20分钟。按规定一个月可以打两次电话，但我会超过这个数字，管理人员对我不错，都会同意。女朋友每次都会鼓励我，她写信告诉我，不管什麽时候我跟她说“我们结婚吧”，她的答案永远是“Yes，Ido!”
记者：和劳教所里的人相处得怎麽样?
任建宇：刚进去的时候我精神压力很大，基本不怎麽说话。後来慢慢跟他们混熟了，晚上在一起吹牛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民主，比如怎样制约权力之类的。
记者：在里面能读书吗?
任建宇：刚开始读带进去的《读者》杂志，後来觉得没意思。女朋友给我带了《百年孤独》，我每天看几页，现在已经快看完了。
起诉律师介入迎来转机
记者：你是什麽时候想到起诉的?
任建宇：进去之後就有这个想法，父亲帮我找了很多律师，但是本地律师都不愿意蹚这个浑水。我觉得没什麽希望了，就想着好好表现，争取加分减刑。在里面工作突出会加分，到现在我总共加了196分，相当於可以减19天，算是很不错的了。
记者：事情在什麽时候出现了转机?
任建宇：方洪胜诉之後。方洪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也是在网上发帖被劳教。今年4月24日，方洪离开劳教所，5月份上诉，6月29日胜诉。在劳教所他住我隔壁，当时他说“出去後一定救你”。後来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父亲才联系到浦志强律师，事情才有了转机。
记者：提起诉讼之後，有关部门跟你谈条件说只要你撤诉，就会放你出来，为什麽没答应?
任建宇：我曾经很纠结，因为家里人为我背负了太大的压力。有时想想，答应算了。但我又想，如果重庆再搞一个这样的运动，谁来保障我的权利?我不想留下一个尾巴。
记者：家里人好像也不希望你妥协?
任建宇：对，父亲和女友都希望我有个清白之身。
获释他们问我是否知错
记者：踏出看守所的第一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麽?
任建宇：欣喜吧。我没有回头望一眼，因为人家说不能回头。父亲很惊讶，还以为我撤诉了。
记者：现在自由了，对未来有什麽打算?
任建宇：不知道，重庆这一块地肯定难以立足了，他们曾和我谈话，说不要为了推翻劳教制度而牺牲自己的前途和利益，我虽然很担心，但我必须坚持。
记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过後悔吗?
任建宇：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後悔，我只是想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利，我心里的矛盾主要是觉得愧对家人和女朋友。在放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问我，认识到错误了吗?我说我没有做错。他们反问我，这样还不叫错啊?我说我解释过了，不想多说。
“十八大报告令我更有信心”
记者：你们在看守所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吗?
任建宇：基本了解，会看《新闻联播》，《重庆法制报》定期会送，方洪就给我们解读形势。王立军被调离公安系统任副市长，那天，大家一起看了新闻，看守所里就炸开锅了，无论是教友还是管教都拍手称快，又笑又闹。
记者：最近看了十八大了吗?
任建宇：看了，而且还细细学习了十八大报告。
记者：十八大报告哪部分最吸引你?
任建宇：第五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几个小点。感觉这部分的内容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基层没能坚持依法治国，权力运行没有监督制约而被劳教。
记者：学习完十八大报告，你对“翻案”更有信心吗?
任建宇：可以这麽说。我更觉得，我做的没错。
从需要自由到争取自由
记者：作为切身体会者，你对劳教制度怎麽看?
任建宇：这个制度是和法治社会相逆的，它非常随意，劳教委可以随意剥夺人身自由，剥夺多久也没有任何依据，令人非常痛苦。
记者：警方搜集的证据中还包括一件印有“不自由，勿(毋)宁死”的T恤衫，买这件衣服时，你如何理解?
任建宇：人人都需要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也是我对公安解释的。但他们不听，坚持说，这句话意味着，我认为中国没有自由，还不如去死。
记者：在失去自由一年多之後，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否有改变?
任建宇：有。我现在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自由需要争取，每个人对自身正当权利的坚守，才能令社会更加自由。这也是我不撤诉的另一个原因。
记者：未来你有什麽打算?
任建宇：我希望能回去做原来的公务员职位。
记者：你在做公务员时因为看不惯一些官僚、浮夸作风而遭受这番变故，为何还想回去?
任建宇：因为这次判决尚未认定我没有违法行为，我需要恢复职务，这样才能证明我的身份被洗白了。否则，我非常担心自己还留着“违法”的尾巴。
记者：那麽劳教对你而言并非“教训”了?
任建宇：是的，劳教对我并非教训，而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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