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通常被视为知识的化身，是拥有很多甚至垄断话语权的人，所以学者往往较之常人会被赋予更多的期许。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北宋着名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主张儒者的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也说过：知识分子生来是准备忍受痛苦的，他们应能勇敢地批判现实。
　　当下社会的现实是，学者们表现出极度的精神萎靡，轻者是对体制不当乃至罪恶行为的冷漠或容忍，重者是对权贵投怀入抱，乐於充当吹鼓手或歌德派。秉笔直书或者畅意直言者，被视为异类或是很傻很天真的二货。
　　造成上述奇诡现象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对直言贾祸惨状的恐惧，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度，历史提供了无数血淋淋的经典个案。心有余悸的直接效应就是噤若寒蝉;一是与体制合流带来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世俗主义消费主义更钝化了人的气节，强化了骨髓深处的实用主义倾向。
　　阿伦特娜曾研究学者无意地帮闲帮忙而沦为“平庸的恶”之现象，而哈维尔则对後集权主义时代学者的堕落有深刻的洞见：“在後极权时期，意识形态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权力者已经没有了前辈的原创力与严酷性，只是为了合法性而被动地延续意识形态，人们不再真心相信意识形态，但出於个人利益考虑，仍不得不装出相信的样子。正是由於大多数人默认谎言的存在，才导致了社会的冷漠、屈从和伪善，从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个制度的共谋。”
　　学者可以基於人性的偏私纳於批判，也可以基於功利考虑缄默失语，不愿喊出盛世危言，但如果昧於事实不顾，公然睁眼瞎说，那就不仅玷污了学者之名，而且毒化了社会，危及了社会基本的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