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在一个历史转折点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人们关注建国後出生的中共新生代领导人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这将考验着习近平是否具备非凡的魄力和卓识，引领中国紮实、果敢地走向未来。
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上任後面对的第一项挑战是如何发展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不仅是回答中国走什麽道路的尖锐问题，还将体现这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如何认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式以及它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社会。任何价值观要在它这里成为主流，都决定於它是否能满足人民的精神追求。多元性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政党，中共对党员的思想有着严格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社会层面，我们却要接受多元价值的存在和发展。
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但由於各种原因，包括苏联和文革的激进主义，让大部分人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改革开放虽然改变了这种感觉，但并不足以掩盖不断发生的新问题。仅是打击左派或右派的言论并不足够，而是要说清楚什麽是社会主义，讲明白它为什麽适合现代的中国，对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所交代，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才能让人们心悦诚服地重新接受它。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只能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历史、现实和对未来的期盼上。以中国历史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为主体，以现代的实践为依据，科学吸收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宽容的态度去思考其它西方价值理论给予我们的提示，让多元观点能够相互比较，社会价值共识才有机会形成。
直面历史勇於反思
毛泽东是通过军事政治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带领人民走出封建和屈辱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是因为找到改革开放的出路，让人民开始走上小康的征程而被历史铭记;江泽民是因为临危受命，积极推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被人民接受;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启动了“科学发展”而被社会所认同。今天，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出任自己的领袖，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习仲勳的儿子，或他过往有什麽卓着的政绩。习近平至今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而亲切，神秘是因为还没有看清楚他的执政理念，亲切是因为他的形象和过去几年的言论给予人们一种自信和充满干劲的表现。但这些都将被他上任後的表现所考验。
习近平的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他必须展现出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对重大历史事件体现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这不仅有助於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避免再犯错误，也体现了一种对以往有所承担、对未来勇於开拓的政治自信。
变“革命党”为“执政党”
毛泽东曾经说中共代表人民，打倒了敌人，人民拥护它执政。这只能说明建国初期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它不可能一直都以此为准，中共必须为执政合法性不断确立新的法理基础。其实新基础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正逐步建立起来，现在就是要开始改造列宁式的政党形态，建立全新政党模式，以党内民主为基础，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精英政治理论体系，以中共组织的结构改革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的肌理。它需要结合党内的选举机制和政治协商，引入可见和开放的程序民主来支持中共的民主思想，那麽新的基础就可能完成。
中国首先要从一党“专”政向一党“执”政过渡，一个字的改变就是中国民主的一大步。一党制是中国的客观现实，但不同的政治群体并不理解它的逻辑依据。一方面因为社会不开放讨论这个议题，另一方面中共不鼓励学术界对中国的政党体制和文化进行创新的理论探索，在理论宣传方面更是乏善足陈，难以让现代执政理念与社会的新生事物相衔接。
中共早就不是一个革命党，也不能够将革命文化等同为革命精神，它只能够向具有革命精神的执政党转变，或者彻底消灭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但後者将产生更大的震动。中共不可能因为理论障碍而止步不前，但要求中国政治复归到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避免诸多的认知障碍和法理挑战，它显然需要作出理论的回应。
紮实改革
建设权利制约的政治体系
根据中共最新的理论说明，政治改革不是要改掉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是要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新路，改革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这样细致地澄清改革的边界，显然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
如果说邓小平之後的两位领导人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在政改上大有作为，那麽作为一位在完全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走上总书记岗位、而且不应该有历史包袱的习近平，是否又能够有魄力承托政改的重担。虽然今天的中国比过往开放，民主参与程度较大，但相对於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和人们急速增长的政治要求，中共的回应依然显得单薄。
如果十八大之後习近平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消除人治，让法治和包含程序民主的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来自於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在城市崛起的新生一族的政治骚动只会加剧。
中共已经是执政党，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他有责任为中国建设一个提供权力制约的政治架构，主动接受来自体制内外的监督和约束，以此作为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共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检讨，推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改革。要十分清楚界定人大与政协不该是橡皮图章、政治花瓶，或是成为退休高官和富翁俱乐部，而应该体现为制约与平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制，成为治国理政集思广益的政治沟通平台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中共党员是否垄断这个机制并不重要，而是人民如何透过这个机制在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之前，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在决策之後，能够起到纠正的作用。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考验着习近平的政治智慧，检验着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同时也体现了中共是否具有接受权力制约的胸怀。
强政治吏
“士文化”取代“官文化”
官员腐败是当前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度极高、人民意见最强烈的地方。它不仅造成党群关系疏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整体上拉低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
据闻中共将腐败定义为虚、贪、乱、懒、奢，用人唯亲、包庇纵容、官僚主义和尸位素餐等等都也包含其中，基本囊括了官员的所有失责失职表现。尽管如此，腐败官员们还总能以不可思议的手段挑战人们对贪腐概念的最新认知，真可谓叹为观止!中共对腐败的危害心知肚明，不可谓不重视，但反腐成绩未能让群众满意。不少人相信腐败是社会转型的衍生物，但人民更希望透过对制度进行改革，即时看到立竿见影的改变。如果中共能够对腐败采取严厉措施，获取令人信服的成绩，可以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信任，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地位。
习近平应该清楚反腐只是手段，目的是让中共恢复曾经的革命情操，也就是说干部队伍必须认识到要从改造自己的价值追求下手，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才能根本改变腐败。习近平应该从历史和文化高度来处理这一问题。要铲除官吏们的腐败冲动，除了依赖制度监管和纯洁性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扭转目前的“官文化”，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中去。一个现代的服务型政府所需要的不再是官员，而是曾经服务帝王的“士大夫”，但他们的服务对像今天已经改变为人民。
开放言论修复党群互信
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前提，它必然营造着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这是中共所乐见的。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多元价值的蓬勃发展，它将衍生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如果中共的传统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予调整，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一直锺情於对社会舆论的严格管控。这反映了在它的意识深处还没有放弃革命党的斗争思维，没有做好社会自然而然出现多元意识的思想准备，部分人更狭隘地认为针对当局发表的反对意见必然来自反动的敌对势力。互联网放大了这种认知差距，虽然在大部分议题上，中共对社会讨论给予了较大空间，但对於稍微敏感的话题就加强管控。这种管理会激化不同群体，过去几年自由主义和原教旨左翼思潮之间的争论就是一种例子，一般民意对官方立场的批判更显得激烈。习近平的中共必须彻底反思如何管理舆论。要知道放开舆论管理不仅仅可以帮助中共加强对腐败的监督，而且可以修复官民之间的互信，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主参政，让中共更科学地与社会现实衔接。
不管中共是否愿意，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将成为今後一段时间舆论的主题，中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非常丰富，它不可能回避这样的辩论。事实上这是经济成就获得肯定的自然发展，它的结论可能成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政治成就。要知道将辩论错误假设为对中共权力的挑战只是教条和愚昧的反映。习近平应该顺应时代呼唤，用现代的方式去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同时为中共的历史谱写特殊的一页。
重构财富分配回归真正社会主义
重构公正的财富分配是中共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维持一党执政的首要前提。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这个警告是以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对不患寡而患不“公”所沉淀的认识为背景，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成功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通过采取革命斗争手段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也不可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可以在财富分配问题上荒废时日。中共的政治信仰、人民的朴素追求都要求中共不能将社会主义只当作口号，而是应该让人民群众产生实实在在的体验。中共必须充满危机意识，要注意到中国当前的不少问题——包括干群关系、社会冲突、极左思维和普世价值流行，甚至是薄熙来的“民意基础”等等——在本质上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当产生。
习近平需要认识到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老百姓生活改善不是党的恩赐，相反，恰当而又科学的财富分配制度还能提升经济效益，必将换来群众的支持。
但经济自由并不是福利主义，更不是大多数人依赖福利来生活。福利主义表面上好像“社会主义”，其实与社会主义伦理完全背离。人的社会价值体现必然是透过参与社会物质生产大分工来实现，对於极少数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应该将这种对极少数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泛化为对社会大众的施舍恩赐，因为这不是对人性的真正尊重，更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中共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公平、公开的体制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成为资本的奴隶。
突出人本位的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後的社会物质生产。这决定了习近平必须继续把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消除物质需求和生产力之间的落差放到首要位置。但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延续在过往经济轨道上的前进模式，包括将焦点放在经济规模上，而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经济发展。
首先，在发展经济规模的前提上，做好对生产资料和生态自然的“成本”管理，建立规模、效益和效率的多角度平衡。反思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多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社会普遍认同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追求更平衡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共识。其次，经济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主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为了尽快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中共将政策和资源倾斜到经济规模和速度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相对充裕的资本让我们意识到调整劳动收入结构更有利於社会的整体成效。就是说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让资本回报和劳动收入趋向平衡，以社会效益的整体性为准则去调整经济结构。最後，在深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中要树立人的主体地位。这除了要科学认识人与资本的关系，还要认识人与科技和自然的关系。邓小平曾经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至今依然有其理论意义，但在它背後隐藏的“人”必须走到前台来了。因此，对习近平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应该是为了强化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提升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建立以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认识。
打破强权政治构筑新国际观
习近平必须建立一套与这种转变相匹配的新型国际观。首先，新国际观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关系的认识中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它是消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本前提，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基础。当然，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等同於以往西方列强对弱国实施商业扩张的殖民主义。它必须以国与国之间公平开放的经济协作为主，民间资本以市场主导的商贸合作为辅的组合式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中国新国际观应企图重构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的是要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多元多极的国际社会组织形态，以便支撑国际现实的转变。以往的国际秩序就是霸权强权国家的轮流坐庄，而这次变革应顺应全球治理的革命性转型，搭建一个有利於各国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有序发展的国际体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决定本国事务和参与国际事务。任何国家都无权凌驾於国际社会之上，中国崛起所寻求的就更不是这样的权力。
新国际观的基础就是能够透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和新文化。它的具体目标就是改造以权力和霸权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文化和价值追求，打破原来的权力规则，在再平衡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文化和价值重构。中国仍应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对像和主体来推进这个计划。
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基本都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进行调整，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必须反对这样的传统。虽然中国必须同样以实力说话，但却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超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大国发展老路，为国际关系的变革提供新思路、新理论。
贤明政治家的时代要求
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王道思想之上，对帝王的要求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标准，连汉武帝、唐太宗都攀不上，不可谓不严厉，但为什麽宦官外戚的专权依然是历代王朝衰败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制度约束的文化和意识，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迂腐八股，加上家庭氏族传统的糟粕在文化里起着重要作用，皇亲国戚滥权便显得顺理成章。
习近平是中共第一位建国後出生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位博士。他年初访美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他的表现恰如其分、大方得体，很好地反映了一种民族自信。很少有人会怀疑习近平是否是一个贪官，也不会轻易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但我们无法不担心他的亲朋好友借用他的地位谋取私利，甚至是不法利益。试想，人们如何相信作为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无法制止这样的腐败行为?在这个依然拥有专制能力的国家，对自己的家人“专制”一下，要求他们远离商场和资本实不为过。对於习的家人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必要的“牺牲”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的中国必须以文明立国，文明的起点应该是政治和生活文明。而在这个古老国家，文明的基础从来就是建筑在国家主导意识之上。习近平的重任正是因为在中共一百周岁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转折点上，历史和人民对他如何领导中国实现这个伟大愿景赋予了极大的象徵意义。如果习近平能够以一已之德行承载中国的复兴，历史将以无限的荣耀来回报;相反，如果他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玷污了这项功名，历史也必将做出恰当的记载。
(本文选自多维评论，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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