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费而言，在公民已经纳税的前提下，政府部门、事业机构收费的依据是提供了特殊服务而付出了工本，假设收费是合理的话，那麽，一个社会当收费较少，则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较低;一个社会当收费较高，则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较高。办个结婚证和生育证要花费800多元，取大米为2.5元/斤，则为3石多大米之值，管理成本实在是非常之高。
也许就每个环节来说，收费并不多，每个盖章的部门都可以说出自己收费低廉的一套套理由。但总的花费800多元之高，则意味着盖章之多，盖章、签字40多个是造成高管理成本的直接原因。如此多的盖章、签字，说明了机构之臃肿、办事程序之繁复。机构臃肿、程序繁复的理由是科学，是将一件事务给予分而析之，将动作进行分解，环环相扣，似乎弥补了中国人不善於分析的弱点。但是，如果是本来就很简单的动作，还要给予分解，那就是造乱了，後果一定是越细越乱。人类不是今天才结婚、生孩子，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酋长就处理这样事务了，办个结婚证和生育证是属於十分简单的事务，对之还要加以复杂的动作分解，搞成盖章、签字40多个程序，并不是什麽科学，而是乱学。
40多个盖章、签字无不是合乎法律、法规，我相信都可以从文本中找出充分的依据。但这并不是法治。为什麽呢?因为它不能服人心，不能使人自觉遵守。一些人面对40多个盖章、签字，只能从“萝卜章”找解决办法。所谓“萝卜章”，就是用萝卜刻的公章，也即假公章。伪造公章是犯法乃至犯罪，但当人以为难能闯过40多个盖章、签字的关时，就不会在乎什麽犯法、犯罪。毕竟，比较结婚、生孩子，伪造公章的犯法、犯罪只是小事了。
以上可见，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的高收费还属於次要，根子在40多个盖章、签字，後果则是造就恶从胆边生的违法行为。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仅仅在名义上、形式上属於科学，其实质是反科学。对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类自然行为尚且如此管理，意味着今天整个的社会管理方式患了极大病症，比如办个企业更可能要一路盖上几百个章。这种科学名义的反科学管理，已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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