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时间离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但是，这轮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特别是对中国的民间金融来说，更是损失惨重。正规的金融系统由於货币超发等因素，似乎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反而扩大了金融机构的权力，金融资本权力凌驾於各种实业资本之上，特别是当实业资本遇到资金链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金融资本的权力就放大数倍，找不到最後贷款人的民营企业最後投向了死路：奔向风险极大的高利贷资本那里去了。
　　民间信用现在已经被高利贷逼上了梁山。金融风波下，受伤最深的不是房地产和实体企业，而是长期积累的社会信用体系。忌惮於借贷关系中的潜在风险加大，民间资金持有人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惧贷”情绪，部分地区近一半民间放贷人选择了转行或离场观望，整个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萎缩状态。
　　民间信用这种损伤，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信任的危机。我们总是将意向性投向表面的大金融机构赚了多少钱，取得了多少辉煌的业绩。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阳光背後的阴影之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受的是看不到的内伤，这些内伤当然不会在各种炫耀性的报告之上。正向物体永远摆脱不了阴影一样，民间信用长期处於权力的阴影之下野蛮生长。
　　投资失败不仅仅是财富的沉浮，有时候小命不保。且不说近期出现的老板跳楼和出逃事件，且说吴英案就给人一个沉甸甸启示：投资失败就是非法集资。吴英好像还没有投资失败，谁都难说她还不上钱。吴英案背後体现了一种权力对於民间资本的干预，当然，这种干预有好的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当正规金融机构在危机来临时候，谁都不愿意充当最後贷款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利贷才疯狂地滋生起来，破坏了民间社会的信用基地。大量信贷也卷入其中，在极其罕见能够曝光的真相中我们看到了放贷人有银行职员、地方长官以及士绅显贵。信贷资金疯狂流入高利贷市场，更导致了在正规金融系统获取贷款的难度，然後有更多的企业陷入绝境，走向高利贷市场。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如果谁能够以较为公正的成本获取信贷资金，谁愿意冒着经济风险和非法集资罪的杀头危险去涉及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