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瑜的褒扬,则主要见於史书《三国志》。
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出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大意是说周瑜心胸开阔气度恢宏,且大体上能得人心。书中还引述了周瑜早年和孙策交往中将自己住的大宅院主动让给孙策,常常到厅堂上拜见孙母,与孙策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以及後来与孙权交往中,敬重孙权,以对君主的礼节对待当时只有将军职位的孙权等,以此说明周瑜的宽厚待人与容人雅量。
“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周瑜从小就“精意於音乐”的天赋,“虽三爵之後,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精通音乐而达到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广博修养。
历史上的周瑜风姿英发,心胸广阔,为什麽《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
《三国志》作者陈寿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後,他曾先後担任着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於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後的北魏学者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着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三国志》可以说是“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较接近於历史人物的真实。而成书於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比陈寿的《三国志》晚了千余年。他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尊刘抑曹”强烈倾向,这是已延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褒扬赞颂,对曹魏集团人物极力贬斥,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对於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时期的“障碍”、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或“反衬”来写的,故极力渲染他的“狭隘”一面,甚至虚构周瑜的智拙计穷,以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所以说周瑜“气量狭小”就不足为怪了。
宋代时,世人很喜欢周瑜,这一点从苏轼的《念奴娇》一词中就可以看出。但到了元代以後,人们就逐渐对周瑜进行丑化,至到《三国演义》成书时,周瑜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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