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两年，全球股市十分关注政府会出什麽政策救市，如美国何时推出QEⅢ，欧洲央行有没有救助希腊的方案，中国何时才会推动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等。但往往政策一公布，市场在兴奋一下後便无以为继。这种情况在A股市场特别明显。假定市场是理性的，这与2008年底中央政府公布“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後市场的积极呼应,确有天壤之别。
　　这反映出投资者对这类政策的成效十分怀疑。这带出另一个问题，刺激政策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功用，以及这些政策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环境来配合?
　　不论是财政或金融的刺激政策，对挽救一场经济危机的作用远大於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市场蔓延的紧张情绪导致了一些极端行为，如银行间因害怕对方出现挤兑而不愿互相贷款。基於现代经济基本以信贷来支撑，资金链一旦断裂，经济便会急速下滑。在危急关头，央行以宽松的金融政策来扮演“最後贷款人”是至关重要的。危机同时，大家担忧经济前景不愿投资或消费，政府加大公共消费和投资可稳定当前经济，还可稳定市场信心，促进民间消费和投资。
　　但发达国家的经验大都表明，刺激政策只在短期有效，毕竟一剂止痛药不能根治病源。当危机过去後，一国经济能增长多快主要由当地的各种要素(劳动力、土地、生产力增长速度)决定。政府的政策干预反而愈来愈失效，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胀和90年代日本的经济困局便是证明。现今的中国，期待政府以持续的积极财政/金融政策将经济增长保持在指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个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是当前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无论政府花再多钱对推动经济都有限，关键在於民间投资和消费;而决定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否有一个清楚的社会论述让大家对前景有更清楚和乐观的看法。在2008、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能最早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众对“中国模式”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的高度信任。因此，“4万亿”刺激方案甫一推出，市场便积极跟进，甚至後来民间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远大於中央政府。以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当时的政策乘数效率是十分高的。实际上，当时不单国人振奋，大部分的海外人士也对“中国模式”推崇备至。
　　然而，过去这一两年来，随着高铁事故、房地产泡沫蔓延、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及对重庆模式反思等问题的涌现，国内民众对这种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质疑，在不断增长。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意愿已过谨慎，工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这都不啻为市场对“中国模式”的“不信任票”，因此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便大打折扣。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美国，2008年底-2009年初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QE)时，市场普遍欢迎，此轮QE对阻止经济急促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了QEⅡ，除了推高新兴市场的通胀和房价外，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已十分有限，因为政府无力安抚居民对经济前景的忧虑。
　　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是政府再拿出多宏大的救市方案，因为在长期经济前景和结构调整不明朗时，刺激经济政策的成果将十分有限——那时仅由政府花钱，企业和居民不愿跟进。
　　现在亟待解决的是要重新建立一套关於中国的经济社会论述，让投资者重拾信心。此过程中，需要推动很多经济、社会改革，包括重新定义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利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以及打破利益集团对主要行业的垄断等。

　　作者为瑞信证券中国区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