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曾经备受争议的《丰乳肥臀》
即便是“简单的戏法”，马尔克斯也足以让像莫言这样活跃於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着迷。莫言说：“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了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我们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麽也剩不下，因此中国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小说来，每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占据文学的一席之地，就要远远的绕开这两个人，我想这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但2005年在写作《生死疲劳》时，莫言决定不再躲避马尔克斯，“这个时候我彻底地放开了，我觉得躲他这麽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都没写进去，我把脑子里面积累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用了东方的情节。”到《蛙》的时候，莫言乾脆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物，回归到了读《百年孤独》之前的状态。“我搏斗了20年，终於可以离开它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终於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马尔克斯曾经的“私塾弟子”莫言看着满街悬挂着的“中国的马尔克斯———莫言”这样的横幅时，第一次说出自己的“不高兴”：“我就是中国的莫言，为什麽要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当年大家这麽说我，我很得意的，这两年年龄大了，脾气也大了。”
“我把自己当成罪人写”
回顾20多年的写作生涯，莫言说自己只干了两件事：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从《红高粱》开始，莫言笔下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反叛的意味，打鬼子的土匪、执行酷刑的刽子手，到最近的小说《蛙》时，一生坚持“计划生育”的妇产科医生却遭到村里人唾弃。在莫言的小说中，对与错、好与坏的界限是模湖的。
“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存在於老百姓的记忆里面的，真正的历史是在民间的。”当莫言说出这句话时，全场观众鼓掌。在莫言看来，“一面倒”和“高大全”都是很“笨”的写法，“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每个人就像一片落到大江大河里面的枯叶一样，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哪一朵浪花卷到哪里去。”莫言说，“现在写土匪抗战没有问题，写妓女抗战也没有问题，写国民党抗战也没有问题了”，但莫言之所以成为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莫言说作家应更多地将目光由世界转向自身，“一个作家假如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物，这个作家必须首先认识自己，首先应该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剖析，只有把自己分解明白了，才具备了描写别人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对笔下的人物宽容，“就像为自己治病一样，把疮疤切开，多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
“现在写不出《丰乳肥臀》了”
《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成功试验。作家倾情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或者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但命运多舛，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以及癫狂岁月下的官方权力话语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并不可抗拒的被裹挟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争夺和厮杀是在自己的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兵匪、战乱、流离颠簸、亲人死亡以及对单传的废人式儿子的担心、焦虑，而她在癫狂年代用胃袋偷磨坊食物的行为更是鸟儿吐哺的深情。
记者：现在的创作状态和以前有何不同?
莫言：当年确实是有一股狂气，敢於无视、蔑视读者，我不管读者愿不愿意看，也不管批评家怎麽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写。现在写的时候瞻前顾後，会想这样写是不是句子不通顺、不优美、不典雅，这个细节是不是过分刺激、有点丑陋，没有年轻时那麽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再也写不出像《丰乳肥臀》、《红高粱》那个时期那样的作品。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现在还很难说。坏的方面就是写作的勇气少了，没有写作的创新精神了;好的方面肯定会写得更加规范，毛病更少。但一部小说如果没有毛病，很可能就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是有毛病的，并且毛病很多。这没有办法，只能顺其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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