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一册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翁文灏日记》，从翁氏笔下备忘式的记录中，依稀见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和遭际。
　　国共内战结束，已入“战犯”名单的翁文灏远走异国。但新政权与翁文灏的联系并未中断，陈毅进入上海後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以此为基础，翁文灏终於1951年3月返国。
　　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
　　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何况还有知遇和救命之恩?在他回国之初的一段日子里，怎样做好这篇悔罪的大文章是他最重要也是最让他头痛的工作，“实感悲苦”。
　　大概也只有翁文灏似的呆子才会为这种应景、奉命文章所窘了，中国历史上本来多的是做这样一类文章的高手，作文要诀其实也简单得很，“今是昨非”四字足矣尽矣，有何难哉?悔罪书完稿後，翁文灏写了两首七律，首句曰：“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但结末还是充满了犹疑，吟道：“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在悔罪书上达等待官方结论的幽居岁月里，他曾用“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的诗句概其遭境，“余孽”二字下得极重，悲苦的心境历历如见。
　　大势已定之际，痛骂故旧，然後与过去决裂居然如此之难，不独翁文灏。思想改造运动中，着名植物学家胡先驌被同事揭露与蒋介石仍然没有划清界限，证据是其始终不愿骂一声“蒋匪”。运动过後，胡在私下里说：“我不能骂蒋介石，骂了蒋介石，就等於变节”，这些话被人反映到领导那里，记录在胡先驌的人生档案中。其实胡先驌的逻辑极为简单：自己明明接受过别人的委任，现在骂人为匪，则何以自处?在传统道德范畴里，这原本是一个极小的问题。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样一种传统是好是坏?也许坏处在於迂腐陈旧、不通权变，但正是因为近代以来过於聪明、变化多端者太多，相形之下，保持这种传统的好处才更为彰显，至少我就相信，如果坚持这种传统，风派人物左右逢源的机会将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