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
从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0多年间，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在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从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现代。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力赋予人等於引狼入室，因为慾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於被慾望的激情所腐蚀。”对一个权力人物而言，他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於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蒋经国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於民，让人民来选择他的接班人。这艰难而伟大的一步，使蒋经国完成了从独夫民贼到历史伟人、从政客到政治家的嬗变。
第一节
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仍以国民党一党专制禁锢言路来维护极权政治制度。为了通过官方媒体欺骗民众，他极其热衷於影帝般的“亲民秀”。与蒋氏父子死掐的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说，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尼采说：“以小恩小惠来给人以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对中国人来说，《一件珍贵的衬衫》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伟人”在的时候人们总是挨饿;“伟人”死了，人们才吃上饱饭。但如今许多生理上的“成年人”仍然怀念让他们在屈辱和恐怖中忍饥挨饿，甚至差点饿死的“伟人”。这样的“伟人”只是沽名钓誉的独夫民贼而已。
如果说一个政治家需要做的仅仅是以政治作秀来换取民意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这个政治家就低估了人民的识别能力。政治作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起着“缓解的作用”，但并不能化解“人民的内部矛盾”，矛盾的根源在於政治家需要实质性的将问题坦诚的告知，并且在坦诚的基础上去“政治作为”。哈维尔的《无权利者的权力》中亦有提到，将权力还给人民才是这个政局的唯一出路。
从政治角度来说，逢场作秀小恩小惠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府的首脑，只懂得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鳄鱼眼泪，却无意去进行制度改革建设，这只能证明他只是个“守成庸主”，或者欺世盗名的政客，而非一个大政治家，更与伟人无缘。“江南命案“不仅使蒋经国连平安无事的“守成庸主”都做不成，而且成了被全世界鄙视的“独裁暴君”。
第二节
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後台湾当局开始秋後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专制制度的最不可靠之处在於它是权治而非法治，生杀予夺皆取决於最高统治者，这使全国上下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剥夺，上至开国元勳，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後也难免死後的权力清算。
100年前，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将民主进程时间表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於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於贫苦、免於恐怖等自由。”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中华民国政府迫於情势提前进行全国普选，华北的共党政权亦毫不示弱推出“黄豆选举”。民主的果实尚未发芽，很快就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从此以後，对中国人来说，选举成为昙花往事，专制主义借屍还魂。
第三节
19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终於走出了历史的三峡，浩浩荡荡大势不可阻挡。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随後照会新闻界，第一不称“领袖”，第二不叫“万岁”。蒋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普通党员、普通百姓!还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解决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政府预算一律公开。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麽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1984年12月，台湾最後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後，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於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後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慾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麽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後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强人到民族伟人的跨越。
第四节
蒋经国作为专制蒋介石政权的继承者，他的一生几乎都生存於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下。美国着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撰写的蒋经国传记，乾脆取名《委员长的儿子》，可见其对中国家族政治体悟之深。但事实上没人相信这是一对父子——蒋经国和蒋介石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从私生活来说，蒋经国虽然俭朴廉洁，但却好色如好德，四处留情绯闻迭起，私生子的故事不绝於耳。为成全自己的光辉形象，蒋经国不敢认章孝严和章孝慈。对一个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来说，这实在谈不上什麽光彩。但他首先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和心怀历史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道德的伪君子。房龙说：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从独裁到宽容，蒋经国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的区别，在於他们的亲美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可否认基督教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对他们的影响。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但有别於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蒋介石虽然比较检点，但蒋经国更加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能走出这伟大的一步，有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有“江南事件”发生後美国的压力，有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岛内民间公民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有他长期专制统治形成的威权高压，当然也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冲击，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蒋经国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因为疾病缠身，蒋经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蒋经国在生命最後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後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蒋经国曾经是长期利用情报特务系统实施高压政治的独夫，但在其晚年，他顺应国际民主化的趋势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於1987年下决心果断地推动了国民党的转型，和废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实行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并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由此，奠定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基础。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五节
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这段话体现了蒋经国从一名政客艰难跨越到一位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历史强人，无论他曾经怎样玩弄权力於股掌之间，无论他曾经怎样对人民实行过高压统治，但只要他能够认清历史的走向，顺应民心把握机遇，果断地带领他的党推动革新，最终把权利还给人民，那麽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超越自我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蒋经国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亲手推翻苏联专制帝国之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显赫的权力，但内心却得到了宁静。他对记者讲到：“政客沉迷於争权，但政治家并非如此。”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跨越了从帝国到国家、从政客到政治家之间“惊险的一跳”。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早就撕下了政治的画皮。对政治赌徒来说，不存在什麽原则和道德传统，唯一的法则就是阴谋和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这与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事物。这与哈维尔的说法正好相反，哈维尔曾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蒋氏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在於，蒋介石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後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於公民，还权力(权利)於民众，还政治於正义。这对素有厚黑传统的酱缸中国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着名学者何兆武曾说：“真理不在於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麽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而理性，世所罕见。
第六节
“无论你是什麽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韩寒说出的是一句常识。蒋经国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从40年“摧花辣手”的专制狠毒来说，他是封建专制的帝国时代人物，但从他最後几个月“怜香惜玉”的民主改革来说，他又是国家时代的政治家，推动了台湾社会从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向现代民主制度的华丽转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那云诡波谲的历史底片上，蒋经国如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可谓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於一体，与其说他战胜的是别人，不如说他战胜了自己。与人类无数民主历程一样，台湾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蒋经国良心发现的恩赐和施舍，而更多的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是用平民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民主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的责任。美丽岛事件的次年，韩国也爆发民主运动，最後以“光州惨案”黯然收场。1987年韩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六月抗争”，要求全斗焕专制政府“还政於民”。在国际压力下，执政党代表卢泰愚最终宣布“六‧二七民主化宣言”。韩国赶在奥运会之前实现了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总算在坎坷之後走上民主化道路，从此韩国民众再也不会面对军人的枪口，而“光州惨案”的元凶全斗焕卢泰愚也没能逃脱法律和正义的最後审判。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後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对於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的政治家可以与蒋经国相提并论，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与韩国的流血嬗变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更加成功。
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不仅在富裕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也从道义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合法性——对拥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台湾公民来说，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强加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何来“解放”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最为完好的台湾，也为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明方向。一切正如杨恒均先生所说：“你可以从美帝与蒋家王朝手里解放台湾民众，但你如何从台湾民选政府手里解放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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