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如何的激情愤怒中，都应该让日本书留在架上，因为书是社会最重要的心灵窗口。
　　有两条台北的街道，值得存记。一条叫重庆南路，另一条叫牯岭街。这两个路名，都和抗战有关。
　　不过这两条台北街道，除了名字的历史渊源，还有另外一项共通点，这两条都曾经是书店街，重庆南路满满的一街卖新书的书店，牯岭街则是满满的一街卖旧书的书店。而这两条书街最热闹最繁荣的时代，是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管制最严的时代。
　　牯岭街的旧书店就更精彩了。没人有办法控制旧书的来源，不像新书可以查到出版源头。旧书不是一种一种出版发行的，而是一本一本出现在旧书店的书架上。除非把每家书店的每一排书架都检查过去，根本无法追踪究竟有哪些旧书在流通。旧书店比新书店拥挤杂乱，而且旧书可以包上书衣，可以重新在书衣上写书名，谁也没办法一眼看出来其内容是不是真的就是书名所显示的。
　　於是经常逛牯岭街的人，总会和几家店老板建立特殊的信任关系，进而找到了一些理论上不存在、不能存在的书。最为大宗的，当然就是和对岸大陆有关的书。一些1930年代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的书;一些“陷匪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的书;一些大陆最近的研究专书。在那个两岸隔绝的环境下，牯岭街成了台湾最接近大陆——过去的与现在的大陆——的地方。
　　这两条街的存在，让国民党从来没有办法真正把台湾关起来、封锁起来。不只是美国出版的书，源源不断被快速翻译介绍进来;即使在1972年台湾和日本断交之後，日本的书籍仍然不曾真正终止流入台湾。
　　这两条书街的存在，让当年几乎完全没有机会离开台湾的人，保持了和外在世界的基本联系，也就保留了一个建立相对较广视野的空间，让台湾人得以借由比较，衡量自己的处境，建构自己的社会想像。
　　今天这两条街还在，但书店的风光却已不在了。不过，台湾所走的弯曲改革变化道路，留着这两条书街历史作用的清楚痕迹。我们完全无法想像，若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书、没有书街，台湾怎麽能从僵化威权的状况下走得出来。
　　尽管牯岭、重庆都存记着对日抗战的痛苦经验，不过台北的牯岭街、重庆南路书街从来没有少过日文书和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书。无论在如何的激情愤怒中，都应该让书留在架上，因为书是社会最重要的心灵窗口。把窗关上、把人闷在固定不变的环境里，伤不了你讨厌的人，只是平白伤了你自己的心胸。